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性别意识与影像呈现——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女性主义批评

电视相亲类节目在提供“相亲交友机会”和“娱乐消费”的同时,也从栏目设置和剪辑上传递出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性别理念。采用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舞台影像设置和节目流程的分析,探析电视相亲类节目的性别关系定位和对女性形象的媒介塑造,指出相亲类电视节目在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传递的依旧是对传统“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以男性为话语权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以及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男性神话”的解构与“理想男性”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关于男性想象的两种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存在着两种对于男性形象的想象:即对“男性神话”的解构与对“理想男性”的建构.这些具有正面或负面价值的男性形象隐晦地投射了女性的“匮乏”、“恐惧”与“欲求”等内在生命真实,曲折地表达着女性对于性别自我的确认、反思与期待.     

论超同的反面典型──《格萨尔王传》人物探

超同,是《格萨尔王传》中的反面典型。由于他贪王位,贪财产、贪女色的“三贪”性格的主干决定,形成他集奸诈、阴险、贪婪、怯懦于一身的恶习。作品显示出了正义和邪恶、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恶丑两种势力的鲜明对照。超同的反面典型,主要表现在他的性格的真实性、复杂性和鲜明的个性上。因而其艺术生命具长期性和群众性,是藏族文学作品中刻画反面形象最成功的典型之一。     

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困境

作为政治讽喻小说,“反乌托邦三部曲”包含无数道“凝视的目光”,其中的女性是被镜像化、物化、符号化甚至去性别化的存在,其身份的残缺注定其话语的无力,既没有为女性“发声”的权力,也没有塑造个性形象的能力。细读这三部“走在时代前列”的小说,发现存在明显的思想死角,属于男性话语构造、以男性为主体的“重构未来”,女性主体性依然缺位;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同时遭遇身份困境与发声困境,女性在被“随意涂写”的窘迫中隐含着“她”性别消失以及爱、希望、想象力消亡等系列危机。在渐趋理性的时代,一种两性博弈相处又共情合作的公序良俗,需要求同存异、包容互补式的清明、自律与努力。     

原型批评：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

劳伦斯倾力刻划过众多的女性形象，但本文认为，隐含父权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现出男性本位神话中的女性原型：大母亲、悍妇、睡美人。这样的女性形象远离了女性存在的真实本质，折射出作者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中对女人的期待、憎恨和恐惧。     

哈代：男权神话的守望者

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在男性所创作的文本中,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作者情感抒发的载体。哈代以男性的观察视角、男性的叙述模式和男性的话语将四部小说中的女性塑造成企图反抗、有所追求的但具有美德的女性形象,但是仍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屈于从属地位,体现了男性文学中妇女的理想模式。如果我们说哈代是位戴着面具的男权神话的缔造者,那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哈代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而真正的本质是他通过语言叙述暴力,对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进行歪曲、压抑和扼杀,表现出他自身以及男权社会对这类女性潜在的恐惧与焦虑。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

被誉为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学三巨匠之一的芥川龙之介在他的“中国题材作品群”中精心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中国女性的形象。这群中国女性的形象与他在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芥川描写这样一群中国女性形象的目的何在?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认为这是芥川表达理想的需要。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元杂剧"女子形象鲜明"现象成因的原型阐释

与前时代的文学作品相比较,元代戏剧作品对女子形象的刻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丰满、突出、动人。我们称之为女子形象鲜明现象。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来评价这一现象,发现这是由于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就崇拜女性,这种女性崇拜情结经过千万年的积淀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被激发出来。     

高唐神女”形象的身体美学意蕴

［摘要］高唐神女作为一个虚构的女性美形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战国后期人们对女性美的理想要求。高唐神女的身体美学意蕴的丰富性在于，她的出场既是男权意识驱使下的女性美想象，又与人类文化中的女性崇拜有关。前者生动地诠释了“女性美的男性制造”的美学内涵，后者则反映了女性独特的性别美学优势，对女性的颂扬实质上是透过她们的美丽向人世间最美好、最神圣的精神作由衷的礼赞。     

含蓄蕴藉 异彩纷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赞美和汇歌女性的艺术创作具有渊源的历史。由于母系社会对女性的崇拜,早在2～4万年以前就出现了以女性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众多篇什中,涉及女性的诗篇俯拾皆是。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形象”。在中国,成熟最早的抒情诗,以及以后的‘婚恋题材”的诗篇,女性形象可谓触目皆是,风姿各具。据朱自清先生引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的研究》一文称：“经他认为有关妇女问题的共八十五篇,……照谢先生的计算,有关妇女的诗,竟占了《国风》和《二南》的一半了’。正是这些鲜活生动,各具情态的女性形象的介入…     

超越女性主义：新媒介环境下的性别形象建构与消费

权力、身份、形象、建构、消费等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关键词.新媒介环境下,传媒对社会性别形象（女性、男性、中性）的建构采取通吃的方式,已超越了女性主义关注的视角.在传媒消费主义视野与逻辑下,文章分析了我国传媒“男性、中性乃至第三性”的性别形象建构,指出其中的弊端并做出学理批判,认为新媒介环境下,作为性别平等的公共领域,传媒应本着真实、客观、公正、平等、开放的专业主义视角进行社会性别形象建构,以推动社会性别文化建设的健康与和谐的发展.     

翻译中性别身份的再现——《简·爱》三个中译本之对比

女性主义对性别问题的深入研究，为翻译中的性别探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性别身份的不同影响到译者的理解视角与表达方式，男性和女性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在译文中构建他们的性别身份。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情感体验的不同，女性译者能与女性主义作家共谋合作，传达出更加强烈的女性意识，而男性译者把女性当作“他者”排除在男性系统之外，在译文中彰显出一种优越感。这样，性别差异在语言中得以形成和再现。     

冰心散文集《关于女人》的代言体性别书写

散文集《关于女人》在抒情忆旧的同时,借男性话语重塑妻母形象,补足家庭中的男性反思视角,追溯女性困境的成因,体现出冰心战时的性别关切。她发展了早期的“新贤妻良母”观念,形成以女性健全人性和自然情感需要为根本的性别观,赞赏母性,亦肯定女性的多元选择。冰心融合男性叙述和女性立场,以两性和谐的理念体现出兼收并蓄、转化融通的东方智慧。     

比海明威还“硬”的女人——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

长期以来，海明威本人的传奇经历和他作品中的众多“硬汉”形象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和回味。但评论界对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却一直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从文本入手，以历史的观点剖析海明威主要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可以发现海明威虽然更倾向于以男性视角进行创作，善于关注男性世界，但他确实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他笔下的许多女性不仅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而且具有“硬汉”的某些特征。他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端木蕻良的民间立场与女性观建构

满族作家端木蕻良深受家庭和时代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民间立场,建构了独特的女性观念。他的一生见证了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积极利用男权话语为女性呐喊。他的小说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赞美女性的优秀品质,弘扬女性的伟大品格。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温和的女权维护者,一个优秀的女性书写者。端木蕻良的名字和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将随着他的作品永存于文学史。     

论贾宝玉对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特质的继承与突破

贾宝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并非在《红楼梦》中横空出世，他的身上充满了浓厚的文人气息，尤其继承了“才子”形象的部分性格特质。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意识、对“情”的执著以及个性中的狂狷都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形象十分相似，但贾宝玉对“才子”形象又非简单地沿袭或重复，他对人生、对家庭、对社会的进一步反叛，构成了他个性的新元素，他突破于“才子”形象而体现出新的特质正是他能够成为古代小说中经典文学形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