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语言的不可译性

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根据卡得福特的理论,不可译性主要有源于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源于文化的不可译性两种。本文主要从语音、词素、词汇、语句和修辞五个方面分析了源于语言的不可译性。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不可译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力求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试论文化与语言的不可译性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语言的不可译性,通过大量的例证,说明翻译在借助语言这一多功能符号体系进行各种文化信息之间转换过程中,原语和译语由于文化差异只能做到相对的对等,不能完全绝对等值。     

论公共品供给的政治性诱致与政府行为--"形象工程"的微观分析框架

在我国,由于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导致在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源于政治性升迁诱致的寻租现象极为普遍,由此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公共福利。本文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公共品政治性诱致的供给过程与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制度建议。     

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认为语言存在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而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语言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     

民族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以谜语翻译为例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理应被各民族理解、接受和欣赏.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给翻译带来了困难.然而我们相信,只要是文化的东西,就一定可以传播和交流,只是我们尚未找到赖以交流的渠道.本文以谜语为例,分析了民族文化翻译中的种种困难及原因,希望就此与同行们共同探讨民族文化尤其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现象翻译的最佳途径.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的可译性

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翻译者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是意思的翻译,而不能把原作中的特殊的方面,尤其是作品风格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而很多翻译大师却认为文学翻译风格是可译的,原作的风格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转化而迁移到译文当中。在此通过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以及风格可译的二元观说明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对以后的风格翻译研究提供一些说明。     

翻译的等值理论与不可译现象

如何理解翻译的等值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断讨论的一个课题。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有很多用法在两种语言中无法找到等值成分。怎样妥善处理这种沟通中的障碍,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中西"四德"的价值诠释--中西道德比较与现代道德重建

中西方道德价值体系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容、原理与风格。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中国四德,是一个以情感为主体的德性机制,其结构是良知与良能的统一;而以“智慧、公正、节制和勇敢”为代表的西方四德,则是一个以理性为主体的德性机制,其结构是理性与意志的统一。中西德性各有其内在的价值与固有的缺陷,惟有取彼之长补此之短,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价值体系。     

从语言美学功能的角度谈绝对不可译性

本文从语言美学功能的角度探讨绝对不可译性.认为语言的美学功能是语言之间产生绝对不可译性的根源所在。     

英汉语言形式化差异与翻译隐化处理

语言形式化是指某一语言表现某种意义所依靠的各种方式,包括音调、语序、屈折变化及功能词等的丰富程度,以及该语言对这些形式手段的依赖程度.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对这些形式手段的依赖程度不同,在英汉翻译转换中,常常表现出美语作为形式化程度较高的语言在汉语译语文本中的隐化现象,需要译者根据具体情况对译文做适当的隐化处理,忠实传达原作的意思.     

比较文学“译介学”的性质及其对象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1945-1949)

20世纪40年代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活动,主要方面:继续关注鲁迅,研究型译介的展开,以及面向大众的话剧演出.通过这些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些译介的梳理,探讨在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及其译介思想的变化.     

古文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古文翻译自20世纪20年代萌芽以来方兴未艾,涌现出许多经典译著和古文翻译的理论研究成果。新世纪的古文翻译呼唤理论批评,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培养一批从事古文翻译工作的专业人才,深入开展古文翻译的理论研究,保证古文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下去,相应的学科体系才可能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应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应用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向西方学习,积极地借鉴和汲取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因素,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政治意识与人性的悖论、融合－解读《红豆》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复杂微妙。文学既不能单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又不能成为脱离生活意义的纯文学。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豆》既囿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又对人性有所丰富和发展。为此应给予《红豆》客观的评价。在题材上 ,既是对 30年代“革命 +恋爱”主题的延续 ,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 ,描写革命战争或现实生活 ,迅速及时地配合政治需要的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与社会关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呈现出三种方式：“底层”被视为待启蒙的对象．“底层”被作为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或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底层”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对象和推进革命的主体。这三种方式的交织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发展脉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