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

方伯谦于甲午黄海之役后被清廷军前正法 ,究竟是否冤案 ,百年来聚讼不断。近年来学界部分人士及方氏后裔撰文为之翻案 ,论争加剧 ,引人注目。然揆诸史实 ,最早为方氏鸣冤之《冤海述闻》一书 ,虽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但作者在书中多有歪曲史实以回护方氏之处 ,不能视之为信史 ,因而不能作为翻案之据 ;80年代在福州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 ,所述之事前后乖误 ,错漏百出 ,不可采信 ,亦不能依此为方氏翻案 ;方氏后裔及某些学人提出所谓“时差”说和“西战场”说 ,更属主观臆造 ,毫无史料根据 ,也就无法洗脱方氏的罪责 ;方氏逃离战场后的“方伯谦自白” ,却明白无误地证明济远舰在海战结束前两小时就逃离了战场。因此 ,方氏被诛 ,证据确凿 ,无可为之翻案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甲午黄海海战图片”补说

“甲午黄海海战图片”补说周辉湘宋庆同志《甲午黄海海战图片中的致远舰考疑》（载《北方论丛》１９９４年２期）一文以翔实材料说明史界长期延续的“北洋舰队致远号奋勇冲向敌舰”黄海海战图有误，结论是正确的。但该文却未能指出该图片究竟是一幅什么图片，不能不说这是...     

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

<正>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因首先遂离战场而被清政府以“临阵退缩”罪正法。九十多年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为方伯谦翻案的呼声愈来愈高。笔者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翻案的证据。一、方伯谦确因犯“临阵退缩”罪被杀1894年9月23日,清政府对方伯谦作了如下判决:“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况,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走,致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着革职     

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自致远冲锋击沉后”“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杀,引起当时军内外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杀。此案聚讼至今,犹未了却。近百年来,为方伯谦鸣冤叫屈者,首推方氏之妻。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此后,方氏的部属以“冤海述闻客”署名,撰写《冤海述闻》,公开为方鸣冤。由林乐知采译蔡尔康札记的     

甲午黄海海战图片中的致远舰考疑

甲午黄海海战图片中的致远舰考疑宋庆《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以下简称《图录》）中册第２３２页中，有一幅题为“奋勇冲向敌舰的中国军舰致远号”的图片。此图片，作为甲午黄海战役中爱国将领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英勇战斗的形象，长期以来...     

方伯谦之冤狱

甲午海战,海军将士,战勇死烈,北洋海军战败,系由于政略战略错误,快船快炮太少。实人谋之不臧,非缘战阵之不力。而大臣诿过,方伯谦蒙冤,驯致海战胜败之因果不明,责任不清。特就伯谦之被诬代罪,详研经过,以剖白乡贤百年之沉冤。一、《冤海述闻》所见之诬陷情形(一)大东沟海战济远作战实况据《冤海述闻》所载“济远”作战情形,与中、日双方所纪实况均相符,《冤海述闻》所述摘录如次:     

方伯谦“正法”是否冤案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北洋海军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军前正法,斩首于旅顺口。方伯谦正法是根据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寄给李鸿章的“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的谕旨执行的。这是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为整肃军纪而处斩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方伯谦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杀?这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桩疑案。方伯谦被杀不久,其妻即以方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皇状,但未有结果。此后,方的部     

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兼评郑守正的翻案文章:《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

近年来,国内掀起一股为方伯谦翻案热。郑守正先生的《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一文是翻案文章中颇具代表性之作,但该文所提出的“方之冤案已划下了句号”、“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作战”等说法,缺乏根据,纯属无稽之谈。该文对所据史料不加辨析,且随意增删改窜,无所顾忌,实有悖于学术规范,称不上一篇严肃的学术文章。历史结论要靠确凿的史实,翻案更需要充分的证据,就现有史料看,尚无充分证据为方伯谦翻案。     

方伯谦冤案辨析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撞坏‘扬威’”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是罪有应得抑是一桩冤案?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一个奇怪的提法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北洋大臣电告军机处的电文中称:“前饬丁汝昌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顷据电称:‘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评介

近十年来,戚其章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发表有关论文100多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继《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之后对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又一个总结。关于海陆战的研究,是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该书通过对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及成欢之战、金州保卫战的论述,辨析了史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关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究竟以     

甲午黄海战役的结局及其在近代海战史上的意义

甲午中日海战是世界海战史进入“钢铁时代”的第一次重要的海战。投入战争的中国和日本的海军力量，与西欧列强相比，实是微不足道，但在战略和战术、海军装备等方面，在世界海战史上却处于一个新的变革时期，因而这次的海成就具有深远的意义。就中日两国而言，其筹建海军的起点和时间大体相同，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其中原因，本文拟做些论述。由于此战争发生于世界军舰装备重要改革时期，这些海军军备变革也直接反映甲午黄海战役，影响于海战的结局，本文也同样子以论析。一、清政府和李鸿章对海军建设的态度长期以来，以陆军为主的观念在清…     

评康有为七上清帝书

“优时七上清帝书”著名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七次上书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也是我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很精彩的一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因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惨败,日本迫使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出,举国震怒。康有为正以举人身份在北京参加会试,对     

“济远”舰是早归并非“先逃”

黄海海战后第七天,“济远”舰管带副将方伯谦以“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之罪,被清政府处决于旅顺口。对方伯谦案件,究竟是“冤”还是“不冤”的争论,已近百年。近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中所列举的方伯谦“致将船伍牵乱”及“撞毁扬威”的罪名不能成立,已成共识。而方是否“先逃”则成为争论方案的焦点,本文拟就此发表个人的看法。     

新闻史的回声——甲午战败原因的《申报》考量

时值甲午战争两个甲子,本文从甲午战前20余年的《申报》新闻和评论中取材,从新闻史的视角回顾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四个以小见大的问题,分别是:“水师还是海军?”“练兵还是表演?”“军人还是杂役?”“传统还是洋务?”利用《申报》报道和评论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给出了甲午败因的新见解,同时也思考了近代报刊与社会舆论的互动.     

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水浒传》小说的产生最早也不得早于成化前期。”当时我提出《水浒传》小说成书“不得早于成化前期”这个结论是留有余地的。明代人陆容记载水浒叶子的笔记《菽园杂记》最后一条标明的时间是弘治甲寅,即弘治七     

王琼《双溪杂记》的版本及其文献价值

通过对王琼《双溪杂记》一书的写作、版本、流传情况的论析的深入讨论,对主要版本之间的文字内容差异的互勘以及对《双溪杂记》研究明代历史文献价值的深入论析。可以看出,《双溪杂记》是一部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读《全宋诗》札记(二)

（1）《全宋诗》卷五百一十四《宋敏求集》收《九江琵琶亭》、《送客西陵》两首七绝,系辑自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引《青箱杂记》,并按云:“今本《青箱杂记》卷八作吴处厚诗。”《全宋诗》卷六百一十七《吴处厚集》收《九江琵琶亭》、《送客西陵》二首,文字与《宋敏求集》所收悉同。分别按云:“此诗又见王安国诗,今姑录以待考。”《全宋诗》卷六百三十一《王安     

“吞凤”与“吐凤”

《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礼部魏公》:“朝满迁莺侣,门多吐凤才”。上句用迁莺比及第,下句“吐凤”典出《西京杂记》:“扬雄著《太玄经》,梦吐白凤凰,集于《玄》上,顷而灭。”义山用“吐凤”概括这则典故,比人写作才华如扬雄一般高明。可是到他写《为濮阳公陈许举人自 代状》时,在“人惊吞凤之才,士切登龙之誉”句中,把《西京杂记》这则典故变成“吞凤”了。一吐一吞,词义相反,但整个典故的含义并未变。按骈文规则,“吞凤”处用“吐凤”完全可以,为何改用“吞凤”?一定是义山一时误记了。于是,后世文人都用“吞凤”。李群玉《感兴四首》(《全唐诗》卷568)之一:“子云吞白凤,遂吐太玄书。幽微十万字,枝叶何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