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偶记

一王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永叔戏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荆公作色曰:“宁不闻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耶?”菊之为物,枯而不凋,故前人咏菊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之句也。然则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为妄乎?曰,否!落英一般作落花解,在此则异,盖谓花之始放也。落训始,早见《尔雅·释诂》。菊之嫩者可佐餐,老而萎者只宜作药用耳。清人龚景瀚《离骚笺》引吴斗南曰:“落英者,谓始华之时。”义益明确。故荊公终不当援此自解。二往读荆公诗,“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其上更有“野人休诵北山移”之句,窃疑荆公出山,有人横加嘲讽,     

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诗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他的伟大作品。自汉以来,历代文人学士大都推重屈原和《楚辞》。直至现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盛称《楚辞》“卓绝一世”。郭沫若更有题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专论,闻一多也有题为《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的专论,都肯定了屈原和《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本期导读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文·史·哲”栏目隆重推出了我国著名古代文学评论家陶文鹏、历史学家祝总斌和龚延明的文章。陶文鹏《论宋词浪漫神奇之“造境”》，认为滥觞于屈原的《楚辞》，又在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众多诗人的作品中放射出奇光异彩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论陶渊明的诗格与品格

陶诗出现在晋宋诗坛上,这似乎是个奇迹,历代诗评家们对此都赞叹不已。宋代真德秀说,陶诗在《诗经》、《楚辞》之后而“为诗之根本准则。”①明人许学夷说:“惟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已兆唐体”者,是说陶诗已开唐诗之醇味;“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自为一源”者,则是说他的五言诗不摹仿前人,有着自身的独创性。从文学史上看,任何诗人都不能脱离前辈作家所提供的艺术积累而进行创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海德格尔诗才观新论

海德格尔诗才观是真理、诗人、艺术作品相互交融的独特呈现,其内含着诗才之灵性、想象之神圣和作品之化境三者的交融与互化,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也进一步消融了哲学与诗学的沟壑。关注“诗人何为”,旨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域外启示另一维的“它者”,也为现代文明的匡正提供另一种视角。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百花原是有情物──浅谈《珠玉词》中花卉描写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花与诗歌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从《诗经》开始，历代诗人咏花的作品，简直是数不胜数，或赋、或比、或兴，佳作辈出，各擅胜场，使我国古代文艺园地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瑰丽多姿的气象。从《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楚辞》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唐人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历代诗人面对自然界花开花落，常常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由于自然界花开花落的自然节律与人生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穷通隐显存在某种同构性质，诗人…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楚辞《九歌》本意失传原因的初步探索

壹、从作品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系中看到的楚辞《九歌》本意楚辞《九歌》问题比较多,各家见解也很有不用。见仁见智,各有所至。这里所说的楚辞《九歌》本意,是就拙著《楚辞九歌系解》所论,从十一章歌辞的语言关系、篇章结构、内容情节、写作目的、主題思想等形式与内容、部分与整体、作品与作者、作品与时代而论证的。换句话说,本篇所说的“本意”只是个人在学习中试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解决作品疑难问题时,从初步研究中得到的一点肤浅认识。“你所说的‘本意’为什么不见于秦汉人著述?”回答这个问題,是本文的任务。为此,先说一说从作品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糸中得到的有关楚辞《九歌》本意的一些认识。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神寒”必未“骨重”——試論李賀歌詩的思想核心和艺术特色

<正> 近些年来,对唐代诗人李贺的评论先后出现过两次热潮。一次以“李贺是法家政治路线的热烈拥护者”为主题,另一次以“李贺是形象思维运用得最好的诗人”为基调,对李贺及其诗歌作品作了全面的肯定,评价是相当高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目前讨论李贺的文章已经不那么多了,也不再有人向他奉献“法家诗人”的桂冠了,但一味赞颂的余风仍未停息,在某些评论家的笔下,李贺俨然是一个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十分成熟的诗人。这符合实际吗?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李贺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第一、这类文章的观点大多不是产生在学习研究全部作品之后,而是在开始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它不是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产物。第二、这类文章的论证方法是不科学     

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可从三个方面探讨楚国社会文化对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存在南、北两个文化系统,南方自然地理作用于人文地理,楚辞得江山之助与爱国激情之助;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都出现在屈原的时代,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正是"愤怒出诗人"的结果.     

骚艺二札

“帷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美人”一词,古今楚辞研究者诠释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四种解释: ①王逸说:“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楚辞章句》) ③黄文焕说;“美人,原自谓也。”(《楚辞听直》) ③纪昀说:“美人以谓盛壮之年耳。”(戴震《屈原赋注》引) ④马其昶说:“美人泛言贤士。”(《屈赋微》)古代笺注家多宗王注,近代学者常采黄说。如游国恩、刘永济先生(见所著《楚辞论文集》、《屈赋通笺》)等皆用黄说。上举四种说法的后三种说法不及王注更接近诗人创作意图的实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海德格尔的诗人之天命观是其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内含着诗人之“世界”、诗人之“返乡”及诗人之“倾听”,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蕴涵着哲学与诗学的融通。关注诗人之天命,旨在以“它者”的视角,消解传统艺术理论中对创作主体认知的僵化和凝固。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