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治国之清康熙帝造园思想

针对我国遗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以研究奠基清朝皇家园林的康熙帝造园思想为目的，并以康熙帝造园的个案探索为主线，围绕康熙帝造园思想与其修身治国的内在关联，查阅比对满语和汉语两类清史文献，考证康熙帝治国格局下的皇家造园实绩，探究出其中蕴含的“礼乐中和”造园思想。理论上构建起造园思想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旨在扩充风景园林学科历史与理论方向关于造园思想研究的成果，使其能够被运用于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探明：康熙帝皇家造园思想不仅满足居园理政，而且具有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之五大园林活动功用；康熙帝皇家造园彰显“实学”特征，即简素清虚而求得“非为一己之豫游”的君臣心性自由之精神审美；同构中华山水而实现内圣修身之帝王价值；园林规模宏阔纳天下大观，而居园贴近亲民尺度。     

汉将之首 边陲保障——甘肃提督张勇与清初的西北边疆局势

清朝顺治、康熙时期,靖逆侯张勇坐镇甘肃数十年,对清初陕西、甘肃(含宁夏)地区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清廷经略西北边疆的关键人物。"三藩之乱"时,正是由于张勇忠于清朝,故陕西、甘肃没有完全被叛军所控制,并在张勇的平叛下逐步转危为安。同时,张勇任职甘肃期间,在绥定青海蒙古、收集准噶尔蒙古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康熙帝经略边疆的得力助手。此外,张勇在西北边疆为清朝培养了一批军事将才,这些人成为清朝经略西北的重要依托。基于以上贡献,张勇备受康熙帝、乾隆帝等皇帝的推崇,并被清末民初人视为清初"汉将之首"。     

论康熙皇帝推行的尚宽政策

尚宽政策是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所推行的一项重要国策。康熙帝面对当时所处的较为复杂的局面,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国家的治理中,突出强调实施宽大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对于缓和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加强清朝的统治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连环关系,二次南巡眷顾传教士触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制订与颁布,就中康熙帝眷注传教士和允许传教的态度表露无遗。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考察,众所周知的南巡主要目的之外,康熙帝为了使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有着附加的一个目标——借机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目的达到了,调查研究的施政手段亦运用得很成熟。就康熙帝个人讲,他在对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实行中庸之道的平衡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治理艺术。容教令颁布,宗教纠纷并未完结,地方官的反教事情终康熙之世亦未停止(康熙以后仍在继续)。究其原因,臣民反对外来的天主教是在"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又由于君统与道统分离,君统不能支配道统,至少不能完全支配道统,体现君统的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若与道统不能协调一致,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不能真正贯彻到基层政权的州县。     

清代奏折制产生及其作用新探

在封建专制社会,监督制约着吏治的清浊,但监督又取决于言路的开塞。所以言路关系着吏治。为整饬吏治,清康熙朝颇为注意广开言路。康熙帝说:国家“设立科道专为求言”①,以“振扬法纪”、“发奸除弊”,和“澄肃官方”②。他认为:“上之情无以达于下,下之情亦往往至于壅阏而难以自通,政治之衰率由此”③。为此康熙帝提出“以广开言路为国家第一要务”④。     

图理琛与《恰克图条约》谈判

图理琛假道俄罗斯出使土尔扈特取得成功,并写成《异域录》一书,得到康熙帝的信用。此后数年,他奉命多次巡视边界、屡抵楚库兴,接送俄国使臣,忙碌地穿梭于两国之间,直到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奉命参加中俄划界谈判。一康熙帝晚年非常重视中俄关系的改善,对熟悉俄...     

康熙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

康熙帝总结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对蒙古族实行的政策,继续不断完善,实行了一系列对蒙古各部＂讲究策略,治则抚绥＂的政策。通过推行盟旗会盟制度、北巡制度,首创年班围班制度;执行了封爵赏赐、振济救灾等措施;尊重宗教信仰、制定系列政策等。有效地对蒙古族进行了治理,对团结少数民族,稳定周边地区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很大贡献,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论康熙帝的天命思想

康熙帝的“天命思想”多表现于“为民祈天”、“赈灾救灾”等诸多方面,在关于天与人事的关系上,除了“奉天行事”的使命感外,还重视人的作用。与历代帝王不同的是,康熙能充分使这种“天命思想”与皇权高度统一,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天命思想的一大特色。     

康熙帝与中俄交涉

本文以“首次边界谈判与签约”、“发展贸易的互利原则”,“厚待来华传教士”三方面内容,论述康熙帝在中俄交涉中,躬亲其事,提出原则,维护了本国权利,发展了双方关系,留下了深远影响。     

清朝康熙帝亲征准噶尔

中国皇帝与游牧民的战争拥戴成吉思汗一族子孙为领主的蒙古诸部于 1 6 91年全部归于清朝统治之下。然而此时 ,漠北蒙古高原依然在准噶尔噶尔丹占领之下。这使康熙帝得到为已经成为清朝臣民的喀尔喀人众从噶尔丹手中夺回他们游牧地的大义名分 ,而入侵清朝辖境 ,给予清军巨大损失的噶尔丹现已成为清朝本身的敌人。如前所述 ,康熙帝是由蒙古人皇太后抚育成人 ,蒙古语极好 ,对信赖自己的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很是喜欢。至此 ,清康熙帝与准噶尔噶尔丹完全成为仇敌。尽管清康熙帝决心为了讨伐噶尔丹而亲征蒙古高原 ,但是对包括汉人在内的清朝军…     

关于天主教在清初数次被禁的几点思考

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我国后 ,曾一度辉煌。但好景不长 ,自康熙帝起接连数次被禁。在“历狱”风波及“中西礼仪之争”等一连串事件的背后 ,隐藏的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深深的隔膜和抗争。中西两种文化究竟能否做到很好的相融、对话和交流 ,这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并且对我们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也有颇多启示。     

1688年喀尔喀蒙古内附述略

17世纪80年代，面对俄国侵略势力东进和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的崛起，漠北的喀尔喀部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强敌环伺的危险局面。仍旧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争斗上。1688年最终为外敌所乘，被噶尔丹击败。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率领部众在紧要关头毅然向清朝中央政府输诚，请求内附，为康熙帝所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做出了贡献。     

关于史贻直两则史料的考订

对于两则史料的考证表明,与陈元龙随康熙帝南巡驻跸德州,＂酷嗜谈巴菰（烟草）＂的不是史贻直,而是其父亲史蘷。汤右曾没有也不可能为史贻直撰写墓志碑文,钱仪吉编《清碑传合集》中署名汤右曾撰写的史贻直碑文,是有人假托了汤右曾之名,抄袭了刘纶撰写的史贻直碑传一文。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曾任江宁知府的“第一清官”施世纶

清朝有位与宋代包拯、明代海瑞齐名的官员，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勤于民事，于民间有“施青天”之美名；以他为原型的长篇评书《施公案》也一直唱颂至今。他，就是施琅大将军的二儿子、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施世纶。     

康熙·天地会·韦小宝

理解金庸小说《鹿鼎记》,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和金庸本人的历史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康熙帝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金庸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态度;而从天地会入手,则可据此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上述两个角度在韦小宝那里形成了一个结点,从而使得《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     

试论于成龙为官清廉的作风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汾州府永宁州人。顺治十八年(1661)入仕广西罗城知县,因政绩卓异,一迁再迁,最后官居两江总督,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本文仅就其为官清廉的作风试加以论述,以资鉴励人。 初仕罗城之时,正值康熙帝亲政初年,由于此时期的康熙曾一度忽视官吏的操守,而只重才能,加之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地激化,官吏贪污腐化之风盛行。面对污浊的世风,于成龙通过在罗城的为官实践,奋力发     

御诗赏析

清圣祖曾驻跸石景山，康熙十七年（１678年）五月，康熙帝留有御制诗三首：石景山东望 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地镇峻噌标异秀，凤城遥在白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