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局限——兼论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权利学说在权利理论的发展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权利观并不满意,他认为自然权利观存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先验的主观假定.人们对它的解释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可能带来社会不必要的混乱.自然权利观的语言表述也模糊不清,不符合近代社会对法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因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权利观.     

自然权利的性质探析

就性质而言,自然权利首先是一项事实权利。它是人生而有之、在自然状态下本来就客观存在的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人们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自然权利便成为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这就逻辑地推导出:自然权利是国家、政府的起源和目的,是否保护了人之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衡量政府的好坏标准,此时,自然权利成为一个评价指标,成为一项道德权利。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刍议传统儒学中自然权利思想

"自然权利"概念是个后现代性的话语,但其思想却渊源久远.我国传统儒学中就具有丰富的自然权利保护的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仁""孝"伦理观,以及"圣王之制"分别从思想基础、伦理要求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对自然权利的保护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与现代西方激进的自然权利观不同之处在于,儒家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人为目的的自然权利观,是人际伦理向自然万物的外化.     

试论自然权利话语的出现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12世纪的西欧开始形成孕育自然权利话语的语境。结果，在教会法学者对《教会法汇编》所作的注释之中，iusnaturale一词开始具有个人的一种官能、能力、权、人身、婚姻和同意四种自然权利。它们充分证明：至迟到12世纪，自然权利话语已经出现。力或自由行动的范围等含义；与此同时，世俗的法律文件也涉及或提出了自然权利问题，《大宪章》就集中提出了财产     

斯宾诺莎论人的自然权利

斯宾诺莎把自然权利视为自然力量,以此作为基本观念,论证了人天生是自由的。在自然权利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自然权利不一定是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更多地是来自非理性的东西。以这一思想为基础,斯宾诺莎论证了在自然权利的问题上人人平等。他还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然权利既得到充分实现,又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人们订立契约,组成社会。     

自然权利与现代性的开端——兼论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

现代生活和现代价值的根本维度在于传统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去神圣化而转向世俗生活,政治、经济、包括科学都开始了围绕人自身的利益和幸福服务的目的。造成这一价值翻转的根源在于现代政治对自身的不同理解,本文对开辟"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托马斯·霍布斯进行现代性发端的分析,说明现代政治哲学不仅明确拒斥了古代超验自然法传统,而且通过建立现代自然权利论体系,完全彰显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为启蒙哲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通过对现代自然权利论的重构论证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对中国现代性生成、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关联能够达成基本理解。     

Natural Rights：天赋人权还是自然权利？

对＂natural rights＂的翻译,＂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这两种译法各有利弊。被认为容易引起误解的＂天＂＂人＂＂赋＂三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西方近代的人权理念的,而当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不足以表达出西方近代人权观的神圣性和革命性。综合来看,＂天赋人权＂的译法更胜一筹。     

霍布斯对个人自然权利的理论推定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个人自然权利观念仍是具有争议的论题,霍布斯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系统地对这一论题进行阐述的理论家。通过分析霍布斯的理论可以看出,他把人的欲望天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逻辑起点,把个人生命欲求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基础,把个人生命存在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核心,把个人生命保全行为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最终形式,由此论证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人自然权利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     

西方自然观念的嬗变与近代政治哲学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通过区分自然与习俗,自然法得以形成,从而开辟了古典政治哲学的道路。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反对古典自然法的哲学基础——自然,而诉诸新的哲学基础——自然状态。虽然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从特有的价值取向来看,二者都主张追寻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有效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具有"非历史性"。到了18世纪,近代政治哲学的"非历史性"问题开始遭到质疑和批判,这便是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历史观念"的出现。"历史观念"认定一切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这就造成了古典自然法传统及近代自然权利的衰落和虚无主义的滥觞。为了克服"虚无主义"而主张回到"自然"的方案不免重蹈绝对主义的覆辙,依然没有摆脱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     

自然权利的界定及其实践性意义--人类学哲学思维范式下的新思路

自然权利问题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自然权利论者认为生命和自然界有一定的权利 ,但在阐释或论证自然何以有权利时却存在着欠缺之处。本文认为应当从权利概念的本质性涵义出发 ,立足于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来探索建立自然权利观念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实践性意义。     

关于自然权利的哲学反思

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从传统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休谟问题”看,自然内在价值只属于“休谟问题”中的“事实”范畴,而自然权利属于“价值”范畴,它才是非人类中心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另一方面,某主体是否会出现道德权利问题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在于它是否存在于一定伦理关系中,而进入伦理关系的根本资格在于此主体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内在价值的存在表明自然物具有这样的资格,因此,自然权利是成立的。从“自然内在价值”这个“事实”、“是”,以一定中介或条件,能够推导出“自然权利”这个“价值”、“应当”。确认自然权利概念,应该并能够成为人类的共识,这对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自然的“权利”

自然权利论者所提出的“自然的权利”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权利”是人类群体中主体之间对各自存在意义的理解和承认的表达形式,本质上是社会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所谓“自然的权利”只能理解为“人权”的一部分,即“人的环境权利”;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不应该使用“自然的权利”这个概念。     

自然的权利与环境法的伦理选择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从法学的视角并以“权利”作为文本来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在理论上应当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权利”进行环境法的伦理定位,自然的权利是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环境法变革的关键。     

自然权利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转向

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早产生于英国,对于“自然权利”问题的关注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理论的起点。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以自然权利为依据从人的角度来界说国家和政府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发展中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政治的最初努力。     

自然权利论的存在论根据——海德格尔生态伦理观探析

生态伦理学有两个相对的理论路向,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一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天赋人权论”与“自然权利论”。探究自然权利论的存在论根据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破解“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理论论争。     

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的争锋

1791年发表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边沁认为,在如此重要的纲领中哪怕存在细微错误也会引发严重后果。本文着力分析边沁对此纲领的批评。全文共分四个主要部分:首先,分析人权宣言的内容,探讨宣言背后所蕴含的自然权利学派的政治理念。其次,分析边沁对人权宣言所蕴含的权利学派政治理念的具体批评,展现其功利学派的色彩。再次,分析权利学派与功利学派对人的权利的不同论证,聚焦两学派的主要争论点。最后,分析自由主义内部的这场争论在理论和现实上的影响。     

自然资源法基本概念剖析

自然资源法对"自然资源"的认定不应固守"纯粹天然"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法律忽略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保护."功利主义"和"超越主义"是两种适用于不同情形的自然资源保护观念,但其最终目的都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自然资源权利并非自然资源使用权,而是公民要求自然资源得到高质量保存并从中受益的权利.     

后形而上学视阈下的西方权利理论

12世纪以来,从自然法(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再到人权,权利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历程。在后形而上学视阈下,带着亚里士多德面具的权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首先,它巧妙地回避了麦金太尔的"本体论批判":人权概念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奠基于何种本体论之上,而在于它是实现人类个体的繁荣的必要条件。其次,它在伦理学上兼具现代道德的命令式特征(必须拥有个体权利)和古典伦理学的吸引式特征(拥有个体权利是好的)。再次,目的论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景昭示出对当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进行完整叙事的可能性: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不但没有颠覆或者削弱古典的自然正义(正当),反而是对后者的一个补充和拓展。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利表达

长期以来,我国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推进的自然保护地实践较多考虑各级行政权力之间的分工与协调,较少关注自然保护地相关利益主体如原住居民权利的确认、实施和保障。从整体系统观出发,自然保护地和原住居民之间呈现一种"去中心化"的、共生、共荣、共存和共享关系。通过对典型国家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利法制经验成效的归纳总结,在尊重、认可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各权利类型基础上,引入原住居民参与自然保护地管理,不仅有助于形塑自然保护地与原住居民之间的协同善治,亦有助于践行和实现自然保护地多种功能和多重作用。我国应创设以传统资源权和共同管理权为核心要素,兼含生态补偿权、特许经营权为补充内容的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利体系,并在自然保护地立法中通过专门条款对其予以明确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