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评价

提高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引导当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双重目标。但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中普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挤出效应。通过分析中央和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发现都存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民生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匹配的问题,认为这也是造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保护生态环境目标不能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困境研究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着尖锐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的矛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疑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财税政策中发挥引擎作用。但目前主要依靠的两个纵向转移支付办法,即《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和《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在财政支出功能的项目设置、实施效果局限矫正、纵横互补格局、法律体系保障等方面都还存在突出问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推进建设造成困境,各级政府必须达成共识并从根本上破解。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并且生态环境脆弱,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边疆安全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地区。文章在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补偿状况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对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有促进作用,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影响不显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退牧还草补偿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生态补偿"组合体"、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补偿、退牧还草补偿的"城镇"效应挤占"农村"效应。因此,需建立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化格局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疆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     

资源型地区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型地区陷入了"资源诅咒",现在又要牺牲经济发展机会,换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亟需中央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大力支持,同时借鉴美国和德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经验,在加大中央纵向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出台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东西部在生态利益享有上的不平等,也是实现缩小东西部差异,最终实现资源型地区在生态环境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流域生态补偿规模与结构调整——以长江上游西部五省区为例

促进长江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各地方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当前,面临着部分地区生态补偿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规模与地方实际需求存在差距,生态相关财税管理与民族地区治理不匹配,民族地区水利建设、维修保护和生态修复存在资金缺口,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补偿机制还有待完善等问题。今后,首先应扩大补偿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转移支付政策效果。其次,需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推动特色产业合理布局。第三,完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纵横配合的支付体系。第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撬动金融市场和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第五,完善税收分享和优惠,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众多异质主体融合关系的塑造,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融合行动者意图,催生融合效应,进而理顺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揭示生态融合内在机制,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等路径夯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提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水平。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重点生态功能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 土地利用模式探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成为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重要纲领,其中指出：“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形成‘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空间结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确定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相适宜的土地利用模式。本文通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和土地利用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了“点上开发,面上保护”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土地利用模式,可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具有较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安徽大别山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体系建构

安徽大别山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既影响其辐射范围内生态产品的供给,更扩及相邻省市地区的生态安全.在合理规划该区域发展定位基础上,着力打造“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旅游业、红色影视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借以畅通融资渠道,优化产业布局,落实转移支付,创新培养机制,扩大公众参与,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鸟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问题与对策

财政转移支付是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手段,中央及各民族地区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策略包括三方面:一是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中引进相容的激励机制;二是增强民族地区纵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的力度;三是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中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2010年末《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复,大小兴安岭建设生态功能区的意义也从一省的区域经济规划升级成国家战略。在建设功能区的过程中减少居民对环境直接破坏是保护的主要思路,而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城镇化在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作用及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针对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论生态补偿的概念——以《生态补偿条例》草案的立法解释为背景

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做出立法解释是起草《生态补偿条例》草案遇到的首要问题。通过对政府相关文件的比较,结合中国各领域开展的生态补偿实践,在分析学理界对生态补偿概念不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应当涵盖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生态修复与恢复治理投入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保护者奖励和补助等现行机制下的主要内容,对生态补偿条例草案应当确立的生态补偿定义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防止损害"还是"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之构建与完善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必然要对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应当结合当前主体功能区划的政策导向,进行重新定位与构建。依据公共物品与外部性等理论,为缓解现实矛盾,需积极探索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两种基本途径或机制范畴,合理安排相应的政策引导与制度创新。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加快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立法调整,无论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还是市场经济手段的生态补偿政策,都需要立法确定其方针原则、实施模式及机制。     

江苏沿海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江苏沿海分布着重要生态功能区,沿海开发中生态补偿的主要类型为自然保护区与海滨湿地补偿。生态补偿方式包括资金补偿、技术补偿、生态移民和建立绿色账户等。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为生态保护者的投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上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重点要以生态红利（现金）直接补偿给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企业和政府。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是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的难点.研究把上下游政府作为博弈主体,分析上下游利益诉求,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考察长效机制的建设难点、必要条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和上下游的"动态"联系后,能够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保护-补偿"策略的稳定性受上游保护时的损益、下游对上游发展的正向拉动程度、横向转移支付额度、奖惩力度等影响.其次,分析了长效机制的内涵,提出分阶段确定长效机制下补偿标准的思路.最后提出完善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规划、明确央地责任和补偿依据、推动完善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四川羌族四县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的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四川省羌族地区进行实证,提出防灾减灾技术创新、外围政策与制度扶持、新型工业转型、第三产业增效等对策与建议,该套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相关利益群体,科学、合理地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实践工作提供依据。     

生态资源保护的制度创新

生态环境失衡的根源在于利益失衡,因此,需对生态保护工程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分为四部份:第一部份探讨生态资源的市场化问题;第二部份评析西部地区开发自然资源的三种模式;第三部份用博弈论分析三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农户)在大规模退耕还林(草)等生态保护工程中博弈过程;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只有把生态保护与对生态保护区民众扶贫相结合,才能可持续保护生态资源。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及其选择研究

现有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有政府补偿、市场补偿以及NGO参与型三种模式。其中政府补偿模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环境税费制度等方式,市场补偿模式包括自发组织的私人交易补偿、开放的市场贸易以及生态标记等。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应根据三种补偿模式及其适用范围,结合受益主体的不同特点,进行补偿模式的选择。对生产用水及经营用水适用市场补偿模式,对生态用水适用政府补偿模式,对居民生活用水适用水厂参与型的补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