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的民本思想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治世,而民本思想是实现这一治世的关键。民本思想包含重民、存民、富民、化民等观念,它是一套＂问题-解答＂模式,它体现了君与民的对待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缓解了君民关系,民本虽与民主不同,但它本身也有积极作用。     

孟子道德的类分与统贯

孟子的道德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天、士和民的道德。孟子认为,作为道德本体的天赋予了士阶层以道德德性,而士阶层的道德又主宰着民的道德。君可以看作士阶层的代表。天、君、民三层道德的贯通关键在于天心、君心、民心的一贯相连。由心到天,须经过尽心,知性,再晓于天,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境界中便有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新民本--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

新民本的实质是处理基本政治关系--官与民关系的政治准则,是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新民本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本的以民为本、尊重民意、爱民和养民的精髓.两者又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民本的"民"只有工具性价值,新民本的"民"有目的性价值;官民关系中,传统民本以君(官)为主体,新民本以民为主体;传统民本的实质是官本位和君本位,新民本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表现形式.新民本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先秦儒家对君民关系的思考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引起了诸多观念的变革。就君民关系而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的重民意识,重新对君民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民贵君轻”、“尊君爱民”等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表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检讨。这种检讨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一种较为原始的民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孟民本主义思想差异探微

孔、孟虽同为儒家代表人物 ,但两人在民本主义思想上却存在很多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对君、民两者本质认识上的差异 ;君、社稷、民三者之间地位安排上的差异 ;君、民之间关系处理上的差异 ;对仁政具体实施方案上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 ,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     

小述先秦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西周已经萌芽。周公、召公等人曾提出一些有关统治体制、统治方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用公辅政的指导理论,备受后人推崇,成为构筑中国传统统治理论框架的主要材料。在周公等人的统治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论述。     

论荀子的君民关系说

君民关系是先秦诸子争鸣的重点。如何认识君、民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荀子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礼贤下士 用人不疑——试论明君与贤士的伦理关系

不少能兴邦创业,使政通人和之君,大都能礼贤下士,用人不疑;许多能直言敢谏,济世安民之士,常能借助明君的支持以施展雄才大略,建树大业。明君无智能贤德之士则宏图莫展,智能贤德之士无明君则功名难就。君为一国之主,士为“四民”之首,明君与士中的优秀分子组成一个朝代的统帅部,他们之间是君臣、主奴、又同属统治阶层的关系。历史上所说的明君与圣人、贤士都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由于他们能正确处理好封建的伦理道德关系,相互支持配合,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往往能使国家的分裂得到统一,使人     

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

唐甄《潜书》对君民关系的考察是从三个不同层面着眼的。第一个层面 ,从历史上来看 ,唐甄认为君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处在政治机体的不同部位 ,是心与身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是人格平等的。唐甄的政治思想是介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思想形态———新民本思想。     

论杜甫的众生平等意识

本文从杜诗中探讨出杜甫思想中的众生平等意识，杜甫认为众生（包括君、臣、民）在生存和被尊重权上是平等的，同重的。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启蒙的精神与救亡的努力——试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

近代中国社会,天灾与人祸、国难与战乱威胁着个人和群体的生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努力寻找拯救中国的良策。《新小说》杂志创办者的角色定位、办刊理念、表达方式,说明了梁启超以《新小说》杂志为阵地,进行开民智、启民德、激民气活动,希望达到救亡和启蒙的目的。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民生与文明何以并进——孙中山对民生与文明关系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近代中国学者更多地思考文明与道德的关系,有的担心文明对道德的侵蚀而拒斥西方的文明。孙中山则将文明与民生联系起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得文明与民生难以调和,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严重,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尚处于贫穷的农业社会,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文明与民生在中国是可以并进的,中国越文明,越有利于民生的改善。孙中山对文明与民生的矛盾的思考及其所持文明与民生可以并进的态度,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墨子传播思想研究

墨子认为传播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利,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百姓,但是他对音乐、文学等的教育作用的忽视,却是其传播思想的功利倾向的弊端所在。墨子基于"利"而反对所有没有短期功效的言论和学说,斥儒家的仁爱为虚妄之说,以现实的利害为一切言论的准绳,这就开启了后世法家传播思想的专制色彩。墨子崇尚集权式的传播管理体系,主张天下的舆论要统一于天子的意见,所有的是非都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墨子非常重视实际经验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人通过耳、目等获得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墨子还提出了"言必三表"的理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言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百姓的感官经验为判断言论的标准;"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是以实践来考察言论。墨子的传播思想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传播主体的诚信、文与质的关系、发展的传播观、传播活动的实用性、传播主体的自信,等等。     

论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党的纯洁性建设

利益关系多样化是党的纯洁性建设面I临的客观环境,这主要表现为利益获取方式多样化、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双重人格”利益群体的出现。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挥其利益调控功能;发扬基层民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巩固全党团结的思想基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等。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举措。     

孔子“仁者寿”道德养生思想及其价值

＂仁者寿＂的道德养生思想是孔子养生思想的精髓和特色,具有宝贵的养生价值。其大体可分为＂修身＂养生观和＂爱人＂养生观这两个方面。通过＂修身＂和＂爱人＂这两个方面进行自觉的道德修养,能促进自身道德的完备和外部关系的和谐,进而利于身心的健康,有助于达到仁者长寿的境界。这种养生智慧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养生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身体隐喻与五四儿童文学的话语实践

在"身体道德化"向"身体国家化"转向的五四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人想象"实践契合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儿童形象与中国形象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如下两组隐喻系统完成:一是根性的儿童隐喻"疾病中国",二是失语的儿童隐喻"无声中国"。在破旧立新的话语逻辑中,五四知识分子开启了民族新生与未来中国建构的话语实践。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