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演变

作者认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经历了三个调整阶段而逐步完成整体上的本质性转变首先是通过对安史之乱事件本身及其社会意义的深刻解读,杜甫的社会认知发生了改变.其次是经过邺城战役先胜后败的形势大逆转,杜甫对国家实现中兴的前景失去信心,残存的社会信念彻底丧失.最后是在战争、饥饿和死亡的共同压力下,杜甫形成了对乱世的高度恐惧心理,并且产生强烈的逃避愿望和实际的逃避行为.     

论闻一多后期对杜甫认知角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强调对纯艺术的追求,主张诗歌的形式美和意境美;后期则强调诗歌要关注时代、融于社会,要站在时代前沿,为人民服务。虽然在文艺观上有如此巨大变化,但闻一多对杜甫却自始至终给以最高的评价,只不过在这种不变之下,其评价的坐标已发生重大转变。这种实质的变化虽然常常被表面的不变结论所掩盖,并因此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只要细心的挖掘,这种转变仍然可以发现,并且被清晰地揭示出来。促成这一不变与变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因素、文艺观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这就是闻一多个人出身、经历、人格特征及政治观、人生信仰上有诸多和杜甫契合和差异之处,正是它们共同促成了闻一多在杜甫评价中的复杂现象。     

杜甫与黄庭坚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 ,虽然远绍杜甫 ,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 ,也是创造性的 ,本文从思想内容、对前人遗产的态度、句法、音律、遣词用语的特色等方面对黄庭坚与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较。对“唐音”“宋调”的同异承继关系 ,亦有所论及。     

杜甫的诗艺与唐代书法

杜甫与唐代书法家的广泛交游及对书艺的探讨,对其诗学观和诗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杜甫对书法艺术的借鉴,体现出他诗歌创作上“转益多思”、“集大成”的精神与开阔的文化视野。     

杜甫与大乘佛法

杜甫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杜甫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怀,深契大乘义学度己度人、悲智双修的精神主张。中国大乘佛法所确立的积极人生的落脚点,转身回向的实践精神,与根植在杜甫头脑中的民胞物与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综观杜甫一生,始终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汲取佛禅智慧,一为己求心灵慰藉;一为群寻救世良方。     

安史之乱与杜甫理想的实现

杜甫长安十年求仕未得到理想官职,但安史之乱却使杜甫得授左拾遗之职,使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有了现实的基础。杜甫对就任左拾遗有着极深的心理认同,主要表现为:授职之初感激涕零;拾遗任上恪遵职守;任上所作诗歌充满舂容祥和之气。杜甫得授左拾遗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新建肃宗朝纲纪未立,名器不轨;唐朝廷以示招怀;杜甫逃归凤翔之举与唐朝褒扬忠君者的契合。杜甫晚年大量创作有关长安的诗歌,当与此职给予其政治高层的体验有着重要关联。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杜甫与两汉循吏文化传统

汉代文化独尊儒术 ,“循吏”乃两汉特有的人文景观 ,为后代儒士实现人生价值打造了经典范式 ,一生以儒为本的杜甫受其影响极大 ,无论为人为诗 ,都打上了深刻的循吏文化烙印。本文从展现良吏风采、关注风土民情、系心百姓疾苦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另外 ,杜甫沉郁顿挫、朴拙厚重诗风的形成 ,亦与其终生不解的循吏情结密切相关     

试论杜甫的诗学观

杜甫在诗歌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诗学观密切相关。他的诗学观主要包括亲近风雅,倡导比兴;崇尚技巧,讲究格律;撷取众长,转益多师;追求风骨,注重传神等几方面。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试论杜甫的怀乡诗

中国古代怀乡诗的兴盛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有现象。本文从怀乡主题的角度入手,对杜甫人生四个阶段的怀乡诗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进一步探讨了杜甫人生四个阶段怀乡诗的不同内涵及思想价值。     

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杜甫对清代诗坛的影响

唐宋以后,经过元明两代的曲折发展,中国古典诗歌至清代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诗歌理论在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清初诗坛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盛唐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他们竞相学习的榜样。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高尚的人格魅力,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苦吟精神、炼字、用典等等,对清代诗人来说都是一笔挖掘不完的宝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遗民诗人陈子龙、龚鼎孳、吴伟业、吴嘉纪、钱谦益、屈大均,清初国朝诗人宋琬,中后期的沈德潜等人都从不同的侧面学习杜甫其人和其诗,清朝初期杜甫诗学文献整理也出现了一个高峰。     

杜甫与禅宗

杜甫与禅宗秦彦士，瘐光蓉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思想上的儒道互补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自隋唐以后，由于佛教的兴盛，尤其是禅宗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儒道互补渐渐流变为儒释互补。王维、白居易等人是这样，就是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身上，这种现象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研...     

“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乱中返京时期杜甫的心态与创作

乱中返京时期是指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十一月到乾元元年（758）六月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问,杜甫担任左拾遗的职务,但因对现实政治和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失望,既纵酒寻欢,希望归隐,又叹老嗟穷。同时,对诗歌创作更加重视。因为他出入宫廷,开始频繁采用七律的形式。经过他的努力,七律的艺术成就有了质的飞跃,标志着杜甫诗歌创作的全面繁荣。     

杜甫诗歌的意象意义

诗歌意象的选择和组合,带着诗人强烈的个性特征,体现了诗人的思想情感和风格特征.杜甫笔下那庞大而独特的意象群,表现了他的生活、理想和感情.解析这些意象,可以了解诗人的心路历程.     

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

萧涤非先生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他的《杜甫研究》是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一部力作,代表了建国初期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对新杜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一些主要论点如“人民诗人”、“主导思想”等问题,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