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迈向方法的时代——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转型中国法治出现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以迎合法治时代的到来。不仅各种传统的法律方法备受重视,而且贴近中国法律运作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这显示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开始繁荣。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围绕着法治建设,开始构建与论证适合中国法治需要的法律方法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同时以更加精致的理论回应司法实践。法治似乎要走过粗放而进入细腻阶段,法律方法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释义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至清末修律为止 ,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 ,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 ,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 ,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在客观上 ,传统法律文化又表现为法典编纂和皇帝诏敕及案例并为法之渊源 ,制定法与判例法互用 ,国家法与习惯法并存 ;在司法上 ,重刑轻民 ,程序法不发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 ,显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1 中国社会宗法家族制度是法产生的基础 ,而西方形成个人本位、法律与伦理相分离的渊源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色彩浓郁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是在宗教精神的笼罩下发展起来的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集体为本位 ,西方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基本理念 ;4 中国古代法等级观念渗透始终 ,而西方法平等观一以贯之 ;5 中国法律文化是混合法 ,并代表了现今法律文化的趋同倾向。     

论清末西方法律的植入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

清末法律改革是西方法律移植中国的开端。西方法律的输入不仅改造了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也使得西方法律文化深深植入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本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移植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本土资源,晚清法律改革的成败颇值得认真反思。     

法律解释学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之一

法律解释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它应该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的研究指向。现有的法律解释学偏重于对逻辑形式的研究,缺乏相应的问题意识。因而,法律解释学的创新需要与法律社会学结合起来,找到中国法治的问题之所在。在此基础上吸收中西文化的经验与智慧,在现实与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凸现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实现法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要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就应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法律的融合

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进程,是儒家伦理道德与传统法律相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融合进程中,儒家伦理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律令的形式出现于传统法律中,使传统法律成为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工具.     

法律近代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法律近代化是一次发生在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对中国的传统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着重从法律体系、法律内容、司法制度三个方面,对法律近代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阐述。     

浅析董康的法律创制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作为一种本土文化资源,在经历了消沉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复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社会转型、孕育于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早在民国时期,以董康为代表,部分法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了全盘接受西方法律文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弊端,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合理性。虽然其中有些观点过于偏激或武断,但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研究董康法律创制思想的意义,分析了董康的立法精神和刑罚思想并探讨了董康法律创新思想的现代启示。     

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历史影响

法律家群体是民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法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游学西方的经历，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民国法律的制定、解释和批判，以及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一个视角——以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为考察中心

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复杂多样性,以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为考察中心,采用历史文献学与法律社会学等方法,认为丧服制度作为传统礼制和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作为传统法律重要内容的丧服制度经过了一个由修改到逐步废弃的过程,是传统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在丧服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东方与西方等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凸显了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复杂多样性.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之现代转型

依法律思维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之不同,可将法律思维区分为传统法律思维与现代法律思维。因长期所处的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华民族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思维模式及其由之制约的法律思维传统。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是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和专制政治紧密相连的法律思维方式;而现代法律思维则是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律思维方式。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型既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变法以图自强的法律观——论王韬的法律思想

王韬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法律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的儒家文明;二是来自西方思想的滋养。他的法律思想围绕着自强的目的,在宪法观、改革繁琐的律例、国际法观以及改革刑法及诉讼法方面都有创新。作为“亦新亦旧”的沿海知识分子的典型,王韬的法律思想也呈现出新与旧相互冲突的特点。     

也论"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兼与高鸿钧先生商榷

以先秦和秦朝法治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西方正义法治资源对中国现代法治具有建构意义.《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一文富有探讨意义,该文在继承法治之中土传统时,遗神取貌;移植法治之西方资源时,买椟还珠;选择法治之实践路径时,南辕北辙.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正义是现代法治必不可少的灵魂.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法律思想变迁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对小说《卡斯特桥市长》进行分析,对其中隐含的罗马自然法、中世纪神法和近代法治思想进行阐释。古代罗马自然法思想曾是卡斯特桥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早已被遗忘;亨查德的命运沉浮体现了中世纪神法观点对人们的影响;而伐弗雷的成功则代表了法制思想在现代的发展。小说中哈代将进化论和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变结合在一起,揭示了西方法律思想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及其对哈代所在时代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历史使命

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更多体现在经世救国、批判封建制度、引进西方法治理念等多个方面。湖南人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更具有时代使命感。湖南人将自己的法制思想与法制理念付诸实践,尽管有挫折,有失败,但湖南人百折不回,视死如归。湖南人时刻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建设一个法制、民主、富强的中国,是近现代湖南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形成的自然成因比较

从法文化产生的源流考察,中西法律文化之所以显现不同的特征,自然环境的差异起着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对中西方法的起源、对中国特有的农耕型法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法律实证主义与法哲学的安乐死

法律实证主义有其自身的悖论。它批判了自然法传统中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以自己的方式拒斥了传统的法的形而上学,并促使了法律的客观化和精确化。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目标诉求是可疑的,并与自然法学说一样仍然分享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种种前提,也导致了法的绝对技术理性化以及权力与法、法律与法一体化的后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建设在吸取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成就的同时,要尽力避免其可能导致的"法哲学的安乐死"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继受过程中的中国法治

我国厉行法治,从清末沈家本先生算起,已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建构现代化社会时,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仍未落实.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西双方法律理念相融合与对西方法律的继受看作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分析中西法律理念冲突的成因,希望对探求中国法治之路有所启示.     

从中华法系到东亚法——东亚的法律传统与变革及其走向

现今学术界有关东亚法的整体认识,大致有新中华法系、东亚普通法和东亚法系这样几种代表性论说。以法系理论为视点,我们观察到东亚共同的法律传统在近代开始发生变革,中华法系在西法东进中趋于解体。如果以构成法系的要件为标准来衡量现今的东亚地区法,可以确认现在还没有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包括东亚普通法、东亚法系和新中华法系都是不存在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现今东亚地区法确实由于历史传统和近代继受的原因,加上地区共体化的推动,形成了某些类同与趋同的现象,这也许预示着未来东亚法的某种可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