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歌的中年文化心理

宋诗代表了一种中年文化形态。中年文化心理体现在宋诗中,具有五个特点:沉重的人生沧桑感与不得不达观的人生态度;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情怀;以平淡为美、以老丑为美的风格追求和成熟、理性的思维模式;以议论、哲理入诗与理学诗的盛行;重视主体审美感悟与人文化世界的构筑。     

温丽深稳：欧阳修诗歌风格与诗学沿革

学者们通常从风格论层面诠释欧诗的"温丽深稳",其实"温"、"丽"、"深"、"稳"既能展现出欧阳修诗歌的主体审美风格,也可指向欧阳修在诗美追求、诗艺方式与诗歌语言方面所做出的诗学沿革。欲求开创宋诗新风的欧阳修没有墨守成规,却能够在革故鼎新中找到诗歌沿革的最佳契合点,开创了宋代文学的新体制、新格调。     

清代宗宋诗风的嬗变

清代诗坛的宗宋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明末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表征着对宋诗价值的重新认识;雍正乾隆时期的浙派和秀水派都致力于用宋诗美学理念来进行创作,欲再现宋诗之美;乾隆嘉庆时期的桐城诗派和肌理派标志着宋诗美学原则的新变和当代化;道光咸丰以后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标榜"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是清代诗坛学宋的结穴.     

张戒与严羽宋诗观异同论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都是批判宋诗、标举唐诗的力作。但细绎两部诗话,它们批判宋诗的立场却截然有别。张戒衡诗以道,批判宋诗乃是基于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捍卫诗歌的风雅之道。严羽论宋诗则以识为主,以盛唐为法,批判宋诗是站在维护诗歌审美特性的纯艺术立场上。     

唐宋旅游诗词比较

唐宋两个朝代的山水旅游诗是我国古代山水诗并峙的两座艺术高峰,宋诗虽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唐代旅游诗中的边塞诗气象更为大气磅礴、题材更加丰富,在审美上唐代旅游诗更具壮丽之美,而宋代旅游诗则有小巧之美。两个朝代旅游诗风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朝代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的迥异。     

卞之琳诗歌与宋诗理趣传统

20世纪30年代,卞之琳的智性化诗歌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宋诗理趣传统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理趣与知性诗学的内在关联,情理合一与情知合一的会通,“以议论为诗”和“非个人化抒情”诗歌书写方式的相仿,平淡之美与平中见奇审美旨趣的共同属性.卞之琳诗歌与宋诗理趣传统的联系,为探寻智性化或哲理化的中国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

在宏观上,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应该说,是自宋代开始的。这意味着,虽然宋人诗观远非平淡之说所能尽,但平淡诗观却不能不处于宋人诗说之重心。不仅如此,既然是成熟的理论自觉,就不能不具有以下两种特性:首先,它兼有对宋诗实践的指导性和超越性,唯其如此,宋诗之进境于平淡理想者固属当然,而宋诗之未能如此甚至与此相违者也不难理解,换言之,宋人平淡诗观与宋诗平淡美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它具有对相关的艺术现象和文化思潮的含纳性,唯其如此,对宋人平淡诗观之特殊指向与内蕴的探究,必将是一种多维视野之透视的汇聚,并且只有辩证的思维理性才能把握其精神所在。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论宋初诗坛

唐宋诗之争,曾是历时千年的公案,孰优孰劣难有定评。近代以来,门户渐消,多有公允持平之论,如缪钺《诗词散论》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这该是唐宋诗之争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唐宋诗研究,大多立足于它们的差异,而对它们的联系、对唐     

诗歌的自为时代——从黄庭坚看宋诗的走向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唐袈诗堪称并峙的两座高峰。古典诗歌系统之内,只有宋诗尚具备同唐诗的可比性,而从唐诗到宋诗,更完成了诗歌史上最深刻的转向。黄庭竖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宋代诗人,他在宋诗的演变中显示出审美的先锋性。本文试图以黄庭竖为论述中心,并由此辐射开去,对宋诗的走向作一总体把握。     

袁可嘉: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探索者

本文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探讨了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面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感伤”困境,袁可嘉从新诗创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和“新诗戏剧化”的拯救方案,这无疑对当时的诗坛具有纠偏化弊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予以深刻的反思,从而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执着追求,无论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文学的压抑,还是大众文化给予文学的冲击,都具有某种反抗和颠覆作用。     

同类诗与别样情——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情感表现之比较

我们常说唐诗主情而宋诗主理 ,其实宋诗也有情。如果将李白与苏轼两人写女性的诗试作比较分析 ,便可发现 :李白多关注民间下层 ,表现的多是民间的感情和世俗的审美情趣 ;而苏轼多表现贵族上层 ,代表的是政治之情和官方的价值取向。     

宋诗评价略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唐宋诗高下优劣的争论古已有之。尊唐派以唐诗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成就为依据,力诋宋诗的败误,甚至宣称“终宋之世无诗”,“宋绝无诗”。尊宋派则津津乐道于宋诗的点化锻造之功、独得理趣之妙,昂然声言:“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更甚者,竟谓“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从南宋开始,争论了数百年之久。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审美视阈下的盛唐送别诗

盛唐送别诗虽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成为历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以近十年国内的研究来看,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从审美的视阈进行全面审视的成果却不多见。从审美视阈看,盛唐送别诗主要体现为"彰显中国传统文人文化品格"的离别者形象之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情调之美、"化自然之理为艺术之理的"构思之美及诠释"天人合一"审美思想的意象之美。     

文化寻根与走向世界的美学焦虑

寻根作家将文学笔触伸向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文化之根,其意图在于走出以往过于集中的意识形态写作,重新建构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审美形态。对于寻根作家而言,是后溯性地寻求传统文化之根,还是超前性地投向世界文学的现代审美之怀;是继续哄闹的文学现实书写,还是探究民族内部静止的文化之根。这一系列审美层面的纠结与文化世界的困境,构成了寻根文学充满焦虑而又富有张力的文学世界。     

道教美学之本质及特征刍议

道教美学审美论以"道—美"为美的本质,以美丑对立统一的辩证法、"道法自然"的审美原则、"得意忘言"的体悟方式为美的特征。自始至终,道家之"道"都是道教美学审美论的思想之母和终极追求。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闻一多和胡适诗学的差异与贡献比较

闻一多和胡适相同者,仅只作为文学载体的白话入诗,针对旧诗格律的新诗追求.他们更多者则是差异,如对诗之语言俗雅,对诗之节奏,对诗之外在形式要求等均不相同.闻一多的音乐美和建筑美貌似各自独立,却合二为一构成辩证统一关系,即音乐美必然导致建筑美,建筑美则更加音乐美.胡适所尊崇的诗之自然音节和诗体大解放,也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强调自然音节就势必导致诗之散文化,进而导致诗体大解放.胡适诗论诗作的历史贡献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价值,但闻一多的诗论更是诗歌历史发展和要求的必然.虽然从整体看闻一多诗作有诸多不完美之处,但相对胡适绝大多数不完美诗作,显然更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