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选本视野下的桐城三祖

桐城派选本对桐城三祖推崇备至,以为清代文章正宗之所在.而在非桐城派选本中,桐城三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而言,方苞地位仍然较高,而刘大櫆、姚鼐则多遣贬抑.这种选本差异是桐城派与非桐城派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深入认识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散文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桐城学派在广西

一、桐城学派的文学主张桐城学派是清代散文中的一个中心派别。其创始人方苞,刘大櫆步其后尘,到姚鼐时,桐城学派的文学理论才日臻完善、成熟。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之为桐城学派。桐城学派产生的原因是鉴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古文,因袭其格式,形式主义之风日甚。他们反对秦汉派,崇奉唐宋派。于是,桐城派提倡“义法说”,“义”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法”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所谓“义法合一”,也就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提要钩玄 推陈出新——评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

自方苞揭橥“义法说”,至马其昶、姚永朴等以雅洁韵致为宗旨作文,论文,桐城文派在文坛上绵延流衍了二百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历史之久,作家之多,薰染之深广,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与桐城文派盛极一时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长期停顿于零敲碎打的阶段,一部不仅仅是胪列桐城文派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全面、系统地探索桐城文派创作与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分析桐城文派对现代散文、现代语言学、文章学影响的专著。却迟迟未能面世。这或许与桐城文派研究牵涉到整个清代乃至近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一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有关。在这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复先生的新著《桐城文派述论》,可称为桐城文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桐城派散文艺术风格论新探

桐城派的美学理论十分重视散文艺术风格的探讨。方、刘、姚“桐城三祖”,他们欣赏和品评一个作品,常常先从总体入手,辨别其风格特色。比如方苞评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似太史公。”又如评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相其风格,不过与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相近耳。”姚鼐也明确地使用“风格”一词,如他评韩愈的《争臣论》云:“此文风格盖出于《左》《国》。”刘大櫆喜欢用“风神”来评文。他评欧     

论刘大櫆的散文风格

刘大概与方苞、姚鼐并称为“桐城三祖”。对于方、姚的散文，学术界的看法较为一致，而对于刘大批的散文，则历来争议颇多。褒之者认为其文章“卓然为国朝古义之冠”贬之者则认为其义“干理实有未足”，“意不克尤近”，清代邵辰在评价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I村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章太炎更是毫不客气地称“刘大概是不足取”②平心而论，刘大棚的散文既不是“毫不足取”，也没有好到“国测古义之冠”。人们不同评价，原因很多，其小之一是原于对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持不同看法。如吴法络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脉认为：“大义…     

论刘大櫆在桐城派中之地位

刘大櫆于桐城三祖中向有“蜂腰”之讥。桐城后学往往以为他上不足以继方苞经术道学的渊然深厚,下不能方姚鼐学问辞章的精审醇雅。如方宗诚的《记张皋文茗柯文后》云:     

略论桐城三祖之文道观

文道关系是传统文论的核心要素,桐城三祖前后相继,从不同方面对文道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古文理论。方苞首倡义法之说,主张文道并重,但在理论上更强调"义"对于"法"的统摄作用,虽然他更多时候探讨的是行文之法。刘大櫆则对"文"的地位给予充分强调,认为义理、书卷、经济只是行文之材料。姚鼐则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使桐城派的文论更为严密系统。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阳湖、桐城文派歧异释

阳湖派之出现于文坛,迄今已近两百年,即以光绪元年(公元1875)缪荃孙遵张之洞嘱编《书目问答》,在集部正式立阳湖文派,与桐城派并列,也已达一百多年。这期间,世人都目阳湖、桐城为一体,称它为桐城派的支派,就是阳湖诸公,也有不少自称,文源自桐城三祖方、刘、姚。阳湖派创始人之一的张惠言就曾说:“余友王晦生见     

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桐城派是清代乾隆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的形成,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曾有所论述。文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邓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所以桐城派,就其发展来说,是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直到清廷颠覆,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而衰。 至于桐城派的散文,就其渊源而论,实上承唐宋以来所谓韩欧八家的古文,其间稍有不同的,是韩欧在创作思想上,标举孔孟,特别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之说,而显然以个人继承文、周、孔、孟以来的道统自任。     

桐城派散文理论述评

一我国是散文的国度,几千年文明史几乎都用散文记录在卷。源远流长的美学遗产之玉,更是蕴含于古代散文这块硕大无比的璞中。因此,本文即想从散文理论的角度,对桐城派的美学主张作一述评。     

方苞的文论思想及其散文创作特色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关注民生,这些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为桐城派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久远。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体现出文章布局结构严谨,创作内容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创作特色,主要表现为叙事简洁传神,说理透彻新颖,语言质朴雅洁,写人生动形象。因此,从方苞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也堪称为桐城文派之正宗与楷模,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树立了典范。     

桐城派散文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

清代散文，自康熙、乾隆以后，以桐城派占绝对优势。桐城派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产生于康乾盛世，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相、姚斓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中经造成，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时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①的赞誉。桐城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代．经过了几次变化。本文试图勾勒出桐城散文在…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不仅是“桐城文派”三祖之一,也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就诗歌而言,刘大櫆和他的前辈方苞迥然不同。其一,方苞对诗歌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辞章声律未足以陶铸人材,转跼其志气,使日趋于卑小。”(《赠石仲子序》)因而多次表示“绝意于诗”(《廌青山人诗序》、     

当代散文的观念亟需革新——也谈当代散文的困顿及其出路

《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发表了高瑞泉、蒋述卓合写的文章:《散文的困顿及其出路》。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又对此文进行了转述。文章以为,当代散文已处于“疲软与困顿”之中,成为“最无限定的软性文学”,而困顿的根源在于“陈旧的散文观念”;同时指出了当代散义的“出路”在于突破“正宗散文”的自我拘     

传统“文章学”与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

“五四”初期“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从概念层面将文学性的“散文”从传统“文章”中剥离出来,散文成为独立的文类。但传统文章学仍从正反两面影响着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一方面,缘于对传统载道散文的拒斥,现代文论界纷纷译介西方随笔及其自我表现精神,普遍认同家常絮语式的散文;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散文写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问题上,文论界又回到了传统文章观念,只是诸家选择了不同的流脉和路径。此外,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关于小品散文的“作法”和“讲义”,在潜通暗接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散文创作的经典化和类型化,成为构建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