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差异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在分析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WEF的世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指数和2008—2012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及文化差异程度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以市场扩张效应为主,其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规模,而文化差异的影响以"文化折扣"效应为主,是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阻碍性因素。但是对于特殊的视觉艺术类和出版类文化产品而言,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差异对其出口却存在着相反的影响。     

中美农产品对韩国出口的竞争研究——兼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农产品的影响

本文运用产品相似度指数、相对比较优势指数和市场占有率分析了2002-2006年中美农产品对韩国出口的竞争情况。同时,将这种竞争与韩国的农产品关税水平和对美国的农产品关税减让模式结合起来分析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两国农产品以及分类的谷物及制品、油、油籽与油脂、水果、蔬菜与植物产品、水产品在韩国市场竞争明显,竞争程度较高。这种竞争在美韩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与其他因素一起通过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出口韩国产生很显著的影响。据此,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这一不利影响。     

内向型FDI、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竞争力

测算我国产品贸易竞争指数发现,我国产品出口经历了从比较劣势到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至今仍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影响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因素中,内向型FDI的增长强度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幅度呈负相关关系,滞后一期的内向型FDI对出口竞争力有负面影响但不显著,汇率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影响幅度较小,主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华FDI的主要动机在于寻求广大的中国市场,而非出口。另外,内向型FDI的增长带动了跨国公司对国外子公司零部件或原材料的进口,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进口总额增长;但同时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导致对进口增长的影响高于出口增长,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增长缓慢。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内向型FDI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产品出口,进一步提高零部件和半成品本土化率,限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进口;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结算或多种货币结算方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数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下降,即出口种类和数量的下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边际的负向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种类和出口数量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负向影响.应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稳定国内政策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分析

９０年代中国经济一个突出的发展态势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由此引致我国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涵义显著变化：从主要争取产品出口，更多地进入国外市场，发展到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同外国产品展开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第一次成为关系到我国工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一、中国工业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１世纪，我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发展过程大致已经和将要经历四个阶段：资源竞争、产销竞争、资本实力竞争、技术创新竞争。资源竞争即是利用国…     

自主知识产权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贡献的效应分析

自主知识产权是促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是国际竞争力的突出表现,自主知识产权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关系密切。运用SPSS软件对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自主知识产权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效应是巨大的,自主知识产权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出口竞争力都有着强劲的拉动作用;我国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加大专利产出,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扩大出口水平。     

离岸外包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

通过构建离岸外包指数,对1997-2002年中国各产业参与离岸外包的状况及其对出口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表明:在参与外包的程度上,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倾向于把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中国,使我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则有所下降。此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离岸外包的基础,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离岸外包指数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出口结构。     

中国与东盟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SITC Rev.3的三位数双边工业制成品贸易数据,计算中国与东盟五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并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汇率波动率、相对劳动生产率、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是影响价格贸易条件的主因,相对劳动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基础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是影响收入贸易条件的主因。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韩经贸合作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对中韩经贸合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促进韩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而且有利于改善韩国贸易收支,有利于扩大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有利于加强中韩产业之间的合作。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样不可避免地给韩国带来不利的影响。中韩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中国低价农产品将给韩国市场带来冲击。韩国农业面临新的挑战。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绩效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影响分析

选取中国中间产品出口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国际物流绩效指数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国际物流绩效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际物流绩效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关键影响因素是物流基础设施质量;而中国中间产品出口潜力最大的区域为南亚、中亚和中东欧等,潜力实现比低于025;对哈萨克斯坦、印度、孟加拉等国的出口空间巨大,潜力实现比不足015。“一带一路”国际物流绩效的改善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规模,必须重视提升物流基础设施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找准建设突破口。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就必须立足现实基础, 发挥原有优势, 加大开放力度, 综合运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其中, 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 特别是与日韩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 为充分发挥东北地区与日韩的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 加强与日韩企业的经济贸易往来创造了新的机遇, 为中日韩经济合作筑起了新的平台。同时, 日韩企业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东北经济的振兴,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日韩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推动日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促进其国际化进程; 缩小日韩两国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增强竞争优势, 拓展中国市场。     

关于中韩投资合作新趋势的探讨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将持续保持高潮,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同时,韩国投资的区域将会向长江三角洲拓展,决定投资区域拓展的决定因素在不断变化;在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中,低工资不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更加侧重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占领,今后韩国企业将会把是否具有内需市场开拓能力的因素作为更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中国加入WTO后,服务市场会陆续地开放,韩国企业为了扩大内需市场而伴随的对流通业、服务业的投资必将增加。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中朝日三国早期西学对应及其比较

中朝日三国的早期西学对应可谓"大同小异",都对西学中的"器"之内容颇感兴趣。比较而言,中国重实用;朝鲜究重学问;日本则以功利为先。     

入华留学生与古代中韩文化交流

互派留学是古代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中韩教育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韩国在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在汉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韩国入华留学生进行考察,可以勾勒出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风貌。     

中国对朝政策走向探析

本文将中国的对朝鲜政策走向置于2012年朝鲜新领导人上任后,朝鲜新形势对中国影响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中国目前对朝鲜政策背景、基本内容梳理,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探讨中国对朝鲜政策走向。新现实主义主导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国家利益关系,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对朝政策的国际合作。未来中国通过国家利益、国际合作机制使其在中朝关系中占有影响力的地位。     

快,慢,仅仅是速度?——从出兵朝鲜的速度看影响中美两国决策的因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出兵朝鲜的速度对比十分鲜明:美方快而中方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美方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对世界霸权有着强烈的追求。同时,美国当时国内冷战思维盛行,政府面临着“遏制共产主义”的压力。而中国则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非领导地位,加之国内面临和平建设重任,所以在派兵问题上久经思考。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试析美国对新中国经济禁运政策的确立及其影响

美国对新中国经济禁运的确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朝战前 ,美国已经确立了对华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等水平的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 ,但并未实行全面的禁运。朝战爆发后 ,尤其是中国的参战使美国迅速确立了对华全面禁运政策。美国的经济禁运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中苏关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跨国移民与东亚现代化——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其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市场的扩大,并对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及文化结构产生了影响,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移民尤其是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建立起日益友好的民间联系;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日益密切,东亚一体化终将会实现,而东亚也将在东亚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力量,成功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