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检验与讨论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由人口学家Bongaarts和Feeney于1998年建立的,它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容易受到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缺点而提出的,希望它能够剔除进度效应,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率方面的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调整指标的设计与计算是否合理、准确呢?这里从该指标计算的前提条件、数据基础和计算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并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核心调整公式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指标对于平均生育年龄变化的敏感度高,而平均生育年龄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使得计算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导致调整指标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对于总和生育率易受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郭志刚教授对本人原文的潜在含义存在一定误解,其所做检验不足以否定本人原文的基本结论.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过程中对京津沪超低TFR的影响因素固然存在,但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同样不容置疑.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稳定低生育水平 理性与实践的思辩

作者对稳定低生育水平进行了界定 ,认为在 2 1世纪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定义低生育水平为等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作者还结合我国 30年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辩 ,并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30年实践的科学总结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率转变影响机制的地区差异——来自90年代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0年各地区总和生育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特大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各地区生育率的降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东部地区（包括特大城市）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的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明显。     

生育率最优路径、劳动力供给转型与经济增长

通过内生化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以Q-Q理论为基础,根据生育率在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中的联动关系以及劳动力供给转型规律,利用动态最优控制原理,解释了殖民解放以来发展中国家先上升后下降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经济效应。结果表明:生育率的最优路径呈倒U型;整个路径存在两个鞍点均衡,只有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个门槛值时,第一个鞍点均衡才能过渡到另一个鞍点均衡;均衡的产出水平与劳动力折旧率成正比,与人力资本折旧率成反比。     

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

苏州市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苏州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使得政策生育率自然升高,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试探将婚育人口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等因素纳入预测模型,以期使得预测方法和结论更加准确.文章认为,未来15年苏州政策生育率上升0.415,而考虑婚育意愿后,现实的生育率上升仅0.23,终身生育率仍在1.5个以下,人口再生产将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我国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1980～2015

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地鼓励民众的生育行为,这关乎到我国未来几十年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稳固新常态发展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对我国1980-2015年有关生育意愿的国内外文献总结回顾,将生育意愿的内涵界定为数量、时间、性别、动机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归纳得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五个方面因素：政策、经济、观念、教育、年龄,以期在新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做好养老、医疗、就业、教育方面的准备措施来迎接全面二孩时代,并为有关生育意愿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