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农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文化程度越高者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另外,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苏中与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626份农村女性劳动力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首次发现打工经历、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还得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结论,即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负向的影响,而年龄、婚姻、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家庭年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研究还验证了非农技能、耕地面积、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数、所处地区差异对就近转移的影响。     

农村青年外出就业决策模型——基于云南省楚雄市三个村寨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云南农村青年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青年外出就业的决策因素.本文认为青年是否拥有非农专业技能特长和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水平的教育是对农村青年外出就业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变量.通过加大对农村青年进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教育、培训可能是帮助其实现外出就业,乃至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有效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资本类型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自江苏的证据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及主要特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以职业规划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程度低于其它资本。其它资本中以社会资源衡量的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尤其显著。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远高于非农就业行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对自身及其子女教育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6年辽宁省农调队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就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以及影响下一代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村妇女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且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转移在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与农村教育发展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视角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以此构建分析框架,应用管理统计SPSS11.0对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消除制度因素的阻滞作用是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着力点。     

夫妻非农就业与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为农村妇女赋权赋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首先基于相对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剖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作用机理，其次使用CGSS(2017)数据基于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建立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分析夫妻非农就业模式的差异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影响，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取决于夫妻双方就业模式的差异，妻子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性别角色观念和收入效应赋予农村妇女“能力性”领导权，丈夫非农就业主要通过让妻子递补性地承担家庭决策赋予妻子“缺席性”领导权，而且不同的夫妻就业模式对子女教养、父母奉养、家庭用品支出分配以及购买高价家庭用品等事项决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建构自我健康评价、体质指数BMI和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带来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农村男性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年龄、婚姻、教育、户籍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借助社会调查数据,文章通过模拟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采用直接法计算出调查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村收入分布的均等,非农就业量与农村收入均等化之间呈倒U型关系趋势。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合理选择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式的建议。     

The Analysis on the Potential and Trend of the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Chinese Rural Labor in the Following 20 Years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labors,which has caught much research attention,is an ecessary phenomenon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conflicts exsitson some basic issues due to the disagreement on the concept and data of the rural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and there is alack of systemic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potentials of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future. By predicting the changing trend of future rural labor force,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bors, and the trend of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potentials of Chinese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next 20 years. It found that the surplus labors in the countryside will decrease annually, and its total number will range between 100 million and 250 million by 2030.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some increase potential of the stock of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near future, its increase will approach to zero in 10 years, and rural transferrable surplus labor will also approach to zero in about 5 to 10 years.     

山东丘陵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态势与路径探讨

根据对山东省丘陵地区临沭县的农户外出打工情况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山东丘陵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打工对家庭的收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工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其次才是劳动力剩余和年轻人渴望从事非农业生产等原因。存在缺乏双亲监督,留守儿童读书不理想的家庭约有20%。当地政府对农民外出打工起到的引导作用比较有限,调查中接受过政府培训或者由政府组织外出打工的农民仅约占20%。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对就业的拉动效果不太明显,文章呼吁一定要注意发挥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相对比较优势,走劳动密集型道路,以求拉动就业。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态势,研究发现,农村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估计在不久的未来,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总量上不会减少,但是真正能够融入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农村年轻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型在这里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供给会出现短缺。     

促进还是抑制:疾病负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湖北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疾病负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疾病经济负担显著促进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而疾病照料负担显著抑制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这种影响力度随着治愈时间增加而消减。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家庭成员患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不同,老人患大病所产生的照料负担会驱使农村妇女增加非农就业,且儿童患大病所产生的经济负担也会迫使农村妇女减少非农就业。基于此,本文从农村疾病防治、集体照料和灵活工作制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且愈演愈烈。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给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不足,是造成"民工荒"现象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力的对策。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无论是转移规模还是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男性。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从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农村妇女的就业状况,分析不平等及性别歧视是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障碍,建议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男女两性平等,从而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顺利转移。     

关于中国富余劳动力的思考

富余劳动力主要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口两大部分。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就业问题已是困扰中国长远发展的难题。之所以产生GDP增长与失业率上升相伴的喜忧参半的结果,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国人口基数过大,增长过快,是富余劳动力的源泉。第二,经济体制是富余劳动力存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