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个影响人口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微观单位,社会人口变化过程是每个家庭人口变化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家庭角度看,影响生育过程不外是三个因素,即结婚年龄、生育间隔及生育子女个数。这三个因素对人口变化过程影响是否相同,差别有多大,哪个应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很需要进行一些定量分析。 人口统计学中,某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个数,一般用总和生育率(记为β)表示。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代人的替代水平。更确切些要用人口净再生产率(记为R),表示女婴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替代水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净再生产率有着线性关系,即: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研究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     

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近些年房价不断上涨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构建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关系。然后,在实证角度上,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借助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区县的城镇房价会对其当期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政府实施两孩政策后,该负面影响也较生育政策调整前更为强烈。在影响机制方面,高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存在消费挤出效应。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等其他机制。此外,高房价还对婚姻有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加剧房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试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

家庭的生育决策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分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不仅是人口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变革人口控制的经济环境,完善人口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家庭人口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家庭人口投资是探讨微观人口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家庭人口投资及决定因素,对把握当代我国城乡人民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促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家庭人口投资的内涵家庭人口投资是指家庭在生育子女以及培养教育子女成为正常劳动力之前所支出的一切费用。现在普遍认为家庭人口投资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生育费用投资;第二,抚育费用投资;第三,教育费用投资;第四,医疗费用投资;第五,工时损耗费用;第六,子女成家费用;第七,婴幼儿夭折的均摊费用。据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正华估算,我     

当代农民的生育模式与人口控制

<正> 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农村,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在于占全国80%以上的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很多,关键因素是人们的生育模式。目前,农民的生育模式同计划生育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是造成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事”的根源所在。一、当代农民的生育模式人口生育模式是在一定地区、一定群体内进行的对人们生育子女数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在一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以具体的人口生育率表现出来。中国农民要求子女数     

甘肃城乡妇女家庭状态之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技术,通过城乡妇女家庭状态的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等要素的变动如何影响妇女的家庭状态:包括妇女的婚姻状态、生育孩次分布、存活子女数、妇女15岁以后一生中的家庭负荷等,以及这些要素变动所产生的“时期效应”对人口控制、社会经济发展等可能产生的反馈作用。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中国现行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家庭生育决策为理性行为作为分析前提，阐述了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认为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对生育有刺激作用，如定期根据家庭人口变化重新分配土地、对城乡提供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限制城乡间人口迁移等。本文提出一组替代政策和制度，以克服现行政策的缺陷，并可最终导致生育率水平下降。本文还认为人口规模对人均粮食供应、人均收入，从而对人均福利水平基本上无不利影响。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家庭人口多状态发展方程及其应用

本文应用妇女生育胎次递进原理和家庭户标记概念,建立了家庭人口多状态发展方程组。方程分为连续型一阶偏微分方程组和离散型差分方程组,可以动态描述女性家庭人口状态的发展变化。方程所描述的家庭女性人口状态包括妇女的婚姻、生育胎次、存活子女数,以及家庭户标记状态等。应用此方程,在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对未来50年中国家庭人口状态的演变进行了预测分析。     

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

本文运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作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调查的数据,选用了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所处家庭的子女数,从14岁起是否同父母居住在一起以及是否同家人谈论性的问题等变量,用两因素的交叉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别检验了这些因素与被调查者性成熟——初次月经来潮年龄和未婚先孕结果选样——赶紧结婚或作人工流产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对其子女性生理发育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有时这种影响途径不是直接的。结果还告诫我们要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克服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我国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与人口控制的难点

<正>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难点在农村,表现为较普遍的二胎生育和早婚早育及多胎生育现象的大量存在。大多数超生行为都是在家庭决策基础上有意识发生的。影响家庭进行计划外生育决策的,既有社会和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和心理因素。本文试就文化因素展开分析,研究不同生育模式下的生育文化及其社会经济基础,探讨变传统生育文化为现代生育文化的途径。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

了解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使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子女性别对老年父亲、母亲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地位(包括经济决策权和自我决策权)的影响发现,儿子的作用大大下降,儿女双全除了增加老年父亲的婚姻满意度以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儿未必能防老;生育儿子或儿女双全并没有提高老年母亲的家庭地位,甚至有儿子的老年母亲的经济决策权还更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影响逐渐减弱,这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了,生育模式发生了变化。生育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关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80年代对北京等城市的调查发现,平均理想子女数超过2人,如北京市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人,希望有2个孩子者占77.0％,天津市198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理想2个孩子者占80.0％;上海市1984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49,理想2个孩子者占50.0％,3个孩子者占36.0％(辜胜阻,1989)。进入9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模式已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身生育观念的转变。关于城市生育意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