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

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分析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 ,首先 ,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 ;其次 ,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 ;同时 ,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要素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因此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工作必须从这三要素入手 ,同时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     

育龄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以广东省为例

从 8 0年代以来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经历了发现、探索、深入的过程 ,目前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领导层的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主要是 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生育率下降的速度 ;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 ,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顾宝昌 ,1992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广东省 1981- 2 0 0…     

社会性别视角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社会性别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它通过男性选择性生育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其后果是女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损害,并进一步弱化妇女的地位。     

强化宣传倡导促进性别平等简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背后蕴涵着深刻、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因。强化宣传倡导,弘扬生育文明,引导观念转变,促进性别平等,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治本之策,也是人口计生宣教工作的重点任务。多年来,江苏省坚持高层倡导、文化建设和社会宣传,推进综合治理工作,性别比升高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我国出生性别比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对五普和六普出生性别比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十年中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空间集聚特征更加明显;计生政策、公共卫生水平、经济因素对性别偏好的影响显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对性别比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中韩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之审视

中韩两国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特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产生的原因等方面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总结韩国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措施和做法．特别是通过促进妇女政策环境的形成和建立社会性别平等机制来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南通市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研究

南通市自上世纪 70年代初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 ,努力构建新型生育文化 ,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稳定在正常值范围内 ,这是各种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中总结了南通市在强化行政管理、宣传教育、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基本经验。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A survey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Beijing]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Beijing for the period between 1964 and 1982. In the 1960s, birth control ideas and plan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1970s, birth control measures were gradually taken to curb the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1980s, the policy of 1 child for each married couple was adopt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Although the birthrate is being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the number of childbearing age women has increased, and the birthrate has shown some increase. Statistics show almost equality in the sex at birth, but the number of newborn boys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ewborn gir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 a great many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still prefer to have boys rather than girls, and they might have reported fewer newborn girls than the actual number. The average sex ratio for the past 3 years has still been close to a balance. With the practice of 1 child for each family, the sex ratio has been maintained close to a balance. This overall situation is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quality of birth and eugenics and the improvement in health care.     

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重新解读——社会性别的视角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本文力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梳理、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一种国际视角的分析

在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出生人口性别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成果总结和述评的基础上,利用收集到的典型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对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变动趋势、种族(民族)差异及母亲年龄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关系等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更全面、客观和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生育政策与经济水平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性别比为基础数据,分析它和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不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而是三次曲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