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了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特征变量、居住地区变量、意愿生育数量、传统偏男生育观念（即“生育目的”）变量和政策性变量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性别偏好与中国妇女生育行为

利用 1 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就性别偏好对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偏好对中国妇女在家庭组建、避孕使用、流产选择、生育间隔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并用各种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此外还对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定量影响进行了估计。     

生育性别偏好行为的双向选择——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的调查发现

本研究根据神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结合群众的生育观念调查和访谈,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进程中,存在生育性别偏好的双向选择：一方面,男孩功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减弱,促进了不再追求生育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在男孩偏好文化顽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调整刺激了男孩偏好,加剧了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逆向选择。研究有利于明确经济、社会以及政策对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制定有效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偏好研究

本文利用 2 0 0 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的“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研究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矛盾是群众的意愿生育孩子性别结构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 ,弱化性别偏好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性别偏好与农村妇女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由于传统文化在农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且性别偏好在农村显然比在城市显著，故研究者的眼光多放在农村。性别偏好是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核心所在，最难触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从原因、表现、后果、解决措施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但大体是侧重在其原因以及研究性别偏好和生育性别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上。本文利用对湖北部分县市的调查资料，对妇女生育行为、男孩偏好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本身的研究，加深对观念，生育行为的动机、逻辑方面影响出生性别选择的认识。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偏好"

在对国内外"性别偏好"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利用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1年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育龄妇女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按已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以及分析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结构的家庭状况和妇女所生孩子的活产及存活情况等,考察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强调生育"性别偏好"及其相应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作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背后的关键性内在动因.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量将表现出与父辈们不同的特征。本文采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支持的调研数据,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初育年龄意愿、理想生育数和生育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与经济因素是影响“80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养老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利用意愿——中国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国内以往对人们性别偏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孩偏好"的研究,而对性别偏好的其他类型关注很少,特别是对人们性别偏好的强度几乎没有涉及。运用国内29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性别偏好的类型和强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相比,中国大学生总体上性别均衡偏好的比例更大,而无偏好的比例较小;中国大学生希望使用性别选择技术以达到生育理想性别孩子的比例相对更高。     

世界各国的生育“性别偏好”及其启示

偏好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它不仅受到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的重视，而且也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偏好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特别爱好。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