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碳排放增长高度相关,居民消费模式变化正在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人口结构因素中,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家庭户规模减小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社会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     

人口、消费、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湖南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演进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本文利用STIRPAT扩展模型,对1985—2007年湖南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人口数量、人均消费、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数量、人均消费、城市化和老龄化驱动碳排放增长,而以产业结构表示的技术水平显著地抑制碳排放的增长：在不同阶段,人口数量、人均消费、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人口数量的影响程度逐步降低,而人均消费和人口城市化逐步超过人口数量成为第二和第三驱动力．老龄化是驱动碳排放最主要的因素。针对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必须逐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基于此,利用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和变参数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和居民消费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二者对碳排放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从总体来看,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要高于消费对碳排放的弹性,但是近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说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随着时间波动,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并且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依据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减少由人口和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美国、中国、日本、英国等9国1961～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及人口结构与全球碳排放显著相关。此外,人口城镇化率与碳排放的关系呈倒U形,即在人口城镇化的早期会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则会抑制碳排放;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则具有U形的特点,即在人口老化的初期由于老年人群的消费模式会减少碳排放,但当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后,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增多,以致需要更多的经济活动支持这部分开支,因而会造成碳排放的增加。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     

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思考

控制人口、发展经济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两大压力。是先控制高速增长的人口,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较为宽松的资源环境,还是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进程,静候经济发展带来自然的人口转变;抑或将两者结合起来,制定全面协调的发展战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城市化与人口集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农村人口伴随工业化进程向城镇迁移和集聚的结果。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与集聚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我国，除工业化进程这一基本因素以外，国家政策对人口的迁移、集聚和城市化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城市化问题，必须研究影响人口迁移与集聚的相关政策。     

山东省人口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的互动及其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山东省的人口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了健康、合理、良性互动的发展时期。但是,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与城镇分布矛盾等问题依然制约人口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协调发展,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人口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山东省不懈的追求。     

我国的乡村工业化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及其理论意义

农村人口大批变为城镇人口,即现代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是与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密切联系的,也可以说工业化是人口城镇化最强大的推动力。我国的乡村工业化对于乡村人口城镇化也是最强大的推动力。     

区域人口城镇化多维特征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基于浙江省分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城镇化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以往的研究仅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忽略了人口城镇化的异质性模式的影响,且对低层次空间单元的关注不够.文章集成浙江省2000年和2010年分县数据,将区域人口城镇化特征分解为水平、形态、结构和阶段,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结果发现: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形态紧凑化、结构本地化、发展阶段高端化、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劳动参与率降低对居民电力消费有着显著的驱动影响,而户均房间数减少则有抑制作用.未来新型城镇化应规范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统计标准,提倡紧凑型人口城镇化形态,协调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加强电力配套保障.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持续上升。如何有效遏制城市化进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控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断增加的关键因素。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结构、进行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促进低碳行业的不断发展将是我国低碳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PVAR模型的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集聚分析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东北人口流动和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特点,利用1987-2015年的相关城市数据,运用PVAR模型,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和东北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利于全省人口向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以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为特征的东北工业化发展不利于人口的集聚,另外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指令性经济的影响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影响较弱且持续时间不长。在进一步讨论中,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与PVAR模型一致。目前在东北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资源集聚优势,合理安排产业比例,完善产业布局,确定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促使工业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此外,还要减少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实现两者的互动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发挥人口集聚优势,带动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型。正是这一人口转型,带来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划时代存在,也区分了工业化经济取代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超越工业化经济的工业化两个阶段。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人口转型形成的人力资本内生化机制,不可能有工业化高级阶段的推进和现代化的完成。人口转型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加速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     

人口、经济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分析

利用相关年份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利用合理假设,还原了理想人口控制之下我国城市化的理想效果和适当经济控制之下我国城市化的较好效果。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城市化水平低下源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增长缺乏连续性;等值的人口增长率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限制作用大于等值的经济增长率的推动作用;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和人口数量过大的状况是导致表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背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我国面临着人口规模扩大、快速城市化、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多种人口趋势交错并存的局面．这将对我国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人口规模的增长、人口的城市化、家庭的小型化等因素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而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尚不清晰。同时。各类人口因素的作用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从而使其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复杂。考虑到我国面临的复杂人口变化形势以及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最后提出了这一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大量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中,这就是世界“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我国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将出现较多的乡村人口向市镇(城市和城镇的简称)集中,这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和提高人口质量。 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分析人口城市化问题。     

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循环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生态经济的实践模式。本文以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基础,对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领域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持续增加,未来家庭碳排放将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多重影响路径,探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两条影响路径,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直接影响路径;二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住房面积进而影响家庭碳排放,但家庭收入会削弱该路径,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对住房面积的影响减少,进而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对南方家庭的碳排放以直接影响为主,对北方家庭则是以间接影响为主。同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表现不同,住房选择在中年型家庭中为完全中介效应,在老年型家庭中为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以家庭为单位,加强家庭低碳生活宣传,进行消费变革以提高家庭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有老家庭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收入对家庭碳排放的调节作用。与南方相比,北方应投入更大力度进行低碳住房适老化改造,促进住房领域实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