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对其健康影响之考察——以上海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200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一个特别重要但是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健康的问题。通过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发现外来人口的身心健康好于本地居民,但在居住条件、尤其是住房条件各方面均表现出对本地居民的明显劣势。回归分析结果说明,控制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居住条件的确是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但对于不同的健康指标,不同居住条件变量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有所不同。此外,对居住条件与户籍身份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居住条件对城市外来人口健康的影响总体上弱于对本地居民健康的影响,不同的居住条件变量对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健康的影响关系有所不同。这一结论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加适合外来人口的改善居住条件与健康状况的相关政策。     

两种户籍身份外来人口及其社会医疗保障获得

本文通过对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身份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医疗保险获得的比较发现,代表着城乡分割体制因素的户籍差异已不是影响他们获得社会医疗保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制度变量——合同的签订,正在取代户籍制度发生着作用。这也意味着城乡分割的分析框架开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外来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寻找一些城乡分割因素之外的原因。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刑事犯罪

针对中国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文章借助1997 ～ 2013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和PMG模型研究了外来人口比重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考察了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研究发现,在过去的户籍制度下,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刑事犯罪率,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户籍迁入人口的增加没有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入户概率),可以有效地降低刑事犯罪率,而且当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文章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犯罪的机会成本出发为理解外来人口与犯罪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性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歧视性排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探索,并对推动城市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出四个基本的思路,包括：第一,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相关福利制度脱钩;第二,对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实行渐进性的增量改革;第三,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制度通道;第四,推动城市户籍改革和区域户籍改革的联动。     

意愿与行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①--基于东部“人口倒挂”藕村的个案分析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是考量外来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指标。基于浙江省L区“人口倒挂”藕村的调查,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总体正面偏上,但接纳意愿较低,不愿与外来人口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2）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总体负面偏下,但接纳意愿较高,希望与本地居民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3）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行为,总体具有偶尔性、封闭性、浅层性的特点,互动情况不容乐观,但彼此基本相安无事;（4）无论是互动意愿还是互动行为,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总体具有更多积极表现,但是也具有更强的互动张力,即年轻一代之间更易于发生矛盾冲突。研究认为,当前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纠结型互动”,相比“摩擦性互动”,这是一种处于变迁之中的新型且积极的关系形态。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女性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户籍差异——基于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视角

利用200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的视角下,将女性人口区分为四群体：本地女性市民、本地农村女性、外来女性市民和外来农村女性。分析了不同户籍身份女性人口获得基本社会保险差异的基本情况,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了社会保险获得的影响因素。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居住空间、邻里交往与社会距离--基于CSS2011的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CSS2011调查数据,探讨了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人文化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居住空间条件越好,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与邻居互惠性交往程度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研究认为,在城镇现实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下,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他们对农民的心理接纳程度：一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遏制并缩小目前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住房不平等程度;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促进城镇居民与包括邻居在内的社区其他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互惠性交往。     

Winding Road Toward the Chinese Dream: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Our analysis of a recent survey uncovered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curvilinear, showing that increasing income yields diminishing returns. 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concerning migrant workers, we suggest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poorest migrant workers, small increases in income are correlated with longer working hours and increased social comparison with their urban neighbors. After migrant workers’ incom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however, they are able to save money, giving them hope for future social mobility. Furthermore, migrant workers with disposable income can purchase status symbols, helping them to partially overcome their stigmatized stat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eventually reaches a plateau, however, as even the wealthiest migrant workers find that they cannot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presented by their outsider identity and lack of an urban residence permit. Other findings includ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unique context surroundi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lters the typical effects of certain factors upon well-being and satisfaction.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特征与趋势：一个综述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回顾已有研究,文章归纳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倾向的公共政策、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缺乏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进城农民工在地域、非农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活消费、心理认同和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在趋势上,由于渐变的制度环境和城市性累积后的阶层分异,农民工＂半城市化＂虽是普遍的、长期的,但已在趋弱、且现加速之势。     

底层社会中个体职业身份建构类型研究——以南京市环卫业农民工为例

农民工属于我国底层社会群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环卫职业的农民工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其职业集体身份呈现"污名化"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这个群体建构个体职业身份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即对环卫职业集体身份的认知、评价以及对自身和环卫职业集体身份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这两个维度之间交错变化使环卫业农民工在建构个体职业身份时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积极融入型、矛盾冲突型和消极逃避型。剖析环卫业农民工个体职业身份的建构类型有利于我们培养环卫业农民工对环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环卫业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城市现代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映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形式,“妖魔化”所建构和传递的意义突显了群体边界,推动群体身份认同和维系,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提供合法性,并参与这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基于广东六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如富士康骇人听闻的十几连跳自杀事件和外来务工青年（多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等,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六个城市进行实证调研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较低,在自我价值预期和现实生活需求中存在着明显的心理落差。此外,在将社会支持分解为教育支持、经济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媒体舆论支持和政策性支持五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不同的社会支持方式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影响程度、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南北中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比较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分别从我国南、北、中部地区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苏州、长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其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是各地农民工关切的具体问题,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政府的角度制订农民工政策不能全国"一刀切",应该区别对待并分类指导。政府应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北方省份应该充分借鉴南方省份关于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经验和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民工社会认同形成机制探析—基于群际传播视角

本文从群际传播视角出发。探讨民工社会认同形成机制，并结合作者相关社会调查研究，对民工社会认同危机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化解民工社会认同危机的方法与对策。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