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外来人口的有效社会融合问题,已成为先发展地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社会交往、文化适应等要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经济适应依然是社会融合的基础;文化适应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经济适应和社会交往对社会融合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多层次、分阶段地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高度重视文化对社会融合的作用,是解决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基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分析

文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指出权力垄断、地缘集聚与市场竞争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结构下,市场给予了人们获得地位的机遇,然而权力垄断、地缘集聚则成为获得地位的障碍,个人素质则是克服障碍的重要条件。     

20世纪90年代京津沪城市经济发展与外来人口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20世纪90年代京津沪城市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规模,得出结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虽然天津明显滞后于北京和上海,但近几年天津经济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天津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京沪,但迁移增长率较低,从趋势上看,京沪净迁移率趋于上升,天津则陷入停滞;在常住人口增长方面,天津显著落后于其他两个城市,年均增长率约为京沪的一半,其主要原因是天津外来人口增加的规模较小、速度较慢,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此外,京津沪外来人口在空间分布、时间分布、职业分布和年龄结构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运用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外来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由于其择业过程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明显的歧视,外来劳动力进城后通常职业变动频繁,表现出不断寻求最小歧视和最大收益岗位的特征。但是,外来人口在职业流动中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外来人口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除了需要提供相应政策、制度以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质的匹配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满足城市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居住空间、邻里交往与社会距离--基于CSS2011的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CSS2011调查数据,探讨了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人文化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居住空间条件越好,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与邻居互惠性交往程度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研究认为,在城镇现实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下,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他们对农民的心理接纳程度：一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遏制并缩小目前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住房不平等程度;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促进城镇居民与包括邻居在内的社区其他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互惠性交往。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研究

通过2010年和2000年普查数据分析了西安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呈现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聚集度下降、外围区域聚集度上升的特点;而空间隔离程度变化不大;又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空间隔离的因素,发现对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有影响的因素为个体的留城意愿、居住稳定性、所在社区的性质和所在区域。     

两种户籍身份外来人口及其社会医疗保障获得

本文通过对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身份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医疗保险获得的比较发现,代表着城乡分割体制因素的户籍差异已不是影响他们获得社会医疗保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制度变量——合同的签订,正在取代户籍制度发生着作用。这也意味着城乡分割的分析框架开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外来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寻找一些城乡分割因素之外的原因。     

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述评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本文综合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成果,从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意义,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状况及困境,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构思与建议等方面对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并作了简要评析,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的障碍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逐渐成为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独特社会群体。在现行制度体制下,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面临着体制性、经济性和其自身方面的障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问题,作为一个综合性问题,并不是通过某一项制度或某一方面政策的改革所能解决的,需要全面推动制度改革与创新、有效推行各项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来解决。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制度设计研究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将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互动发展。在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各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符合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战略的制度模式。该模式建立了自动对农民工分层分类的机制,充分考虑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未来改革,在保证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并平衡了企业利益。     

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

可雇佣能力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与培训机构在这一能力开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进行问卷调查,构建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虽然这一群体可雇佣能力与其收入及所持有的培训证书显著相关,但却与教育、培训经历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应更多关注对这一群体的培训过程与培训后续服务的更好衔接,为学员终生可雇佣能力开发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方案,并缓解进城务工青年地域转换过程中的心理调适问题;还可通过证书获取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在教育形式和对象上应在细分受众基础上加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更多实现资源共享。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