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势处境对农村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支持和饮食摄入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相比于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农村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回流儿童处于更加不利的社会结构和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劣势处境儿童所接受的社会支持来源主体和数量具有差异性,所形成的饮食习惯也有所不同,从而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文章从社会支持和饮食摄入视角入手,使用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处于劣势处境对农村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通过对陕西省以及四川省农村儿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处于劣势的农村儿童其社会支持状况明显劣于农村其他儿童;在家庭支持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同伴是劣势处境儿童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同伴影响作为劣势处境对农村儿童身体健康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饮食习惯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但是饮食习惯作用于留守儿童、回流儿童身体健康的途径具有差异性。城市生活经历以及较好的经济条件导致回流儿童形成了比农村其他儿童更为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是回流儿童区别于农村其他儿童的重要特征;家庭支持对处于劣势的农村儿童及其健康产生影响的内部机制存在差异,父母亲对留守儿童、回流儿童健康的影响路径具有差异性。干预农村劣势处境儿童身体健康发展需要从不同社会主体出发,根据不同影响机制和渠道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     

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面板数据研究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童年时期严重的躯体或情感虐待、父母关系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经历重大创伤等四类童年逆境均会显著提高老年人抑郁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在童年时期父母偶尔的打骂不会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展,但经常打骂则可能会产生长期负面影响;父母关系差对儿童虽然不是实质性伤害,但也会造成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其负面影响超过了躯体或情感虐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是负面影响最大的逆境事件,童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低可能通过累积劣势机制对个体整个生命历程产生影响;经历重大创伤可能提高老年抑郁风险,但其影响小于童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低、父母关系差等因素。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效应,逆境事件越多老年人受抑郁影响的风险越高。分性别来看,长期逆境状况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而重大创伤对男性的长期影响更大。分城乡来看,四类童年逆境事件对农村样本均有显著影响,但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于城镇样本有影响,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中间机制。     

困境留守儿童社会排斥状况及对健康的影响

困境家庭儿童是生存发展处境最为艰难,也是最急需国家提供保护的儿童群体之一。困境家庭中父母外出务工的现象普遍,大量困境家庭儿童也是留守儿童,其健康发展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基于"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调查,研究困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解释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研究发现,困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排斥是致使困境留守儿童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据此,困境留守儿童的健康促进,除家庭发展相关政策支持外,更需营造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以减少对困境留守儿童的排斥和边缘化,促进儿童的社会融入,才能真正实现困境家庭儿童群体的健康发展。     

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影响机制——基于父母重残重症家庭的研究

困境家庭儿童社会适应处于弱势状态,父母重残或重症的困境家庭儿童更易因父母状况受到同伴欺辱而产生社会适应问题。利用"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调查数据,研究父母重残或重症儿童亲社会行为状况,并从家庭功能视角解释其亲社会行为问题成因。研究发现父母重残或重症儿童亲社会行为状况比普通儿童更差,进一步分析发现父母重残或重症对儿童的营养膳食状况、家庭生活环境及家庭教育情况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改变儿童的家庭教育状况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应重点关注困境家庭儿童"家庭责任"的落实,提高其家庭功能,减缓因困境带来的家庭功能削弱,从而促进困境家庭儿童的社会适应,切实保障其全面发展。     

流动儿童的教育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文章根据2006年11月在北京市某区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跟踪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探索性分析影响本地儿童、公立流动儿童、以及流动儿童在学业成绩上差异的主要因素;并讨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结果表明,三类儿童在学业成绩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尽管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主要原因在于儿童自身的各种特征及其家庭背景,特别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学校特征如学校平均SES和班级规模等将通过儿童自身及家庭的特征,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绩,并改变儿童特征对于学业成绩的作用强度.这意味着教育资源在学校之间的不均匀分配也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生产机制.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运用抗逆力理论,从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对应结构为逻辑出发点,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发现这两类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既有各自独特的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共性,即成长环境中某种或某些保护性因素缺失,风险因素的发生概率变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在深入探讨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所面临风险因素类型的基础上,提出最大保护与最小限制的政策取向,建议从消除制度壁垒、构建家庭发展能力等方面,提升保护因素,构建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代际经济支持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在IV-O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子女数量和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社会养老"模式和 "养儿防老"模式如何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者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由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并且两者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它还将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对高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增益作用,而低龄老年人所获得的家庭经济供养则与其健康状况负相关;此外,子女的日常照料使得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提升;社会正式支持中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参加新农保和新医保将会显著提升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水平,从而间接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由此可见,"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呈现出协同促进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修水县的调查

文章以中国中部劳务输出大县(江西省修水县)为个案,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3个维度就当前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社会资本、传统家庭文化和城市融入4个方面就影响该群体遭受婚姻暴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增加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学历越高,遭受重度身体暴力的可能性越大;健康的身体状况有助于抑制婚姻暴力的发生;资金借贷和重大决定支持网规模、亲属支持密度是影响婚姻暴力的社会资本变量;流动妇女对传统家庭文化认知越高、迁移愿望越强,其遭受婚暴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法制化、多元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保护机制,充分激活多元主体在预防和控制婚姻暴力中的职能。     

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CSSCI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健康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因果论的结构性视角,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并以二分类概率单位回归模型(BPR)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对流动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Ⅳ)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得出稳健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以教育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结果亦有显著正效应,健康素养越高者,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慢性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小,由此在统计上验证了健康素养是理解社会结构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在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关政策因素对于流动人口中的两个核心群体(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的差异化因果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教育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维度的本地健康档案建制对于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验证了强化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对减少其流动经历中的健康损耗以及提高其健康水平的作用;同时刻画出上述机制在流动人口的两个核心群体间的异质性。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代际传承

文章利用"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数据,从状态与变动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融合在代际间的传承问题,以及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合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充分的亲子交流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发展;控制家庭背景后,学校效应依然显著。结论认为,社会融合不仅具有代际的传承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传承结果决定了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起点,而亲子交流决定其方向和速度。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家庭环境建设与家庭教育方式的改进。     

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武汉和深圳两个城市727位流动老人的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社会融合包括社会适应、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三个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除家庭的经济支持外,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总体社会融合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于此,本文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增加流动老人的福利,并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便流动老人就医和报销;社区支持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家庭成员须加大情感支持力度,关心流动老人的情感需求,并支持其继续学习,帮助流动老人融入社会.     

困境家庭环境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依据面向困境家庭儿童健康状况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由于"困境"环境因素造成的儿童健康状况差异及其相对贡献,使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分析困境家庭儿童健康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研究发现:困境家庭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普通家庭;失眠、孤独感的比例达到正常家庭儿童的3倍多;更易遭受伤害和遭遇校园欺凌,且服刑家庭儿童发生伤害的比例最高。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对不同类别儿童的健康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家庭关系是影响困境家庭儿童各类健康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对其心理健康与认知水平的影响贡献最高;监护人素质与家庭经济环境对普通家庭儿童健康影响的贡献高于困境家庭;监护人的健康状况对普通家庭儿童自评健康的贡献最大。     

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健康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其中教育的作用最为关键。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个人福利的关键变量,同时两者关系也十分密切。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健康水平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健康的教育梯度。为了探究我国是否存在健康的教育梯度,厘清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格罗斯曼健康需求理论、教育影响健康的群体化差异理论等,构建对数二项分布回归模型,通过分析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居民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得到多个稳健性检验的支持。研究发现,教育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尤其在初中教育阶段最为显著,同时该影响存在性别、年龄、城乡和地区性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教育主要通过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中介路径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加大教育的全方位投入力度,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以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和家庭支持等政策...     

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经济能力、保障与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家庭发展能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有着巨大的影响,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关系到促进社会和谐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做好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家庭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两个百年"     

家庭对流动儿童择校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把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多的公立学校和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这三类学校接收的流动儿童大体上对应于不同的流动人口阶层,依此为参照,分布在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社会网络质量、独生子女比例、家庭教育期望和条件等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在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中,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家庭状况,流动儿童和户籍儿童均无显著差异。     

社会压力与健康不平等——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不平等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控制遗传基因等与生俱来的个体异质性前提下，研究和发现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体健康差异的影响，对于减小健康不平等、维护健康公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基于中国长寿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压力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较高的社会压力所对应的是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反之亦然。并且，社会压力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程度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也存在差异，社会压力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社会压力对于解释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北京市某区的问卷调查

利用"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基期数据,本文讨论了流动儿童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及影响因素,旨在回答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家长的个人生活经历与社会态度是否会影响到家长的教育期望这两个问题。结果发现,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就读于不同学校儿童的家长,其教育期望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与家庭的经济条件无关;儿童的学习成绩、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学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等家庭的文化背景及家长的社会态度乃是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并且,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不同的。但教育选择(就读何种类型的学校)与教育期望之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     

家庭结构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年龄差异影响

利用专项追踪数据考察家庭结构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的年龄差异。结果显示,"一直为直系家庭"显著降低了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直系家庭变动为单人家庭或夫妇核心家庭"对低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在控制老年人代际支持和健康后由显著降低转为显著提升,同时显著提升了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单人家庭或夫妇核心家庭变动为直系家庭"仅显著降低了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结果揭示了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结构更迭共存时期,基于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以迎合老年人多维养老需求的家庭结构变动有利于拓展其健康寿命,关注家庭结构变动下低龄老人群体的养老支持和健康发展对塑造未来高龄老人群体健康态势未雨绸缪,促进中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     

儿童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文章应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1998、2000、2002和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部分通过成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而健康行为并没有在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在控制成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行为后,父亲职业仍对死亡风险有显著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