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柳宗元深受屈原的影响。屈原的辞赋是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学习和借鉴的范本,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柳宗元政治上孜孜以求的目标,屈原的学术思想是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屈原的执著意识是柳宗元坚持操守、不入流俗的精神支柱。     

血缘与心灵相交融 思想与精神互碰撞——论柳宗元对柳下惠的全面接受与突破

柳下惠是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有"和圣"之美誉,柳宗元在多篇诗文中对其人品、思想赞誉有加。柳下惠的"三黜"经历与柳宗元长久贬谪南荒具有相似性,这引起了柳宗元情感上的共鸣。柳宗元思想也多承柳下惠而来,如"和"、"仁"等就是如此。但特殊的外在环境和独特的诗人个性使得柳宗元在接受柳下惠思想之同时,又有所发展,因时制宜的求变思想与"和"之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柳宗元思想的主体。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论柳宗元的政治心态

通过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对柳宗元政治态度的评价,观照因参与永贞革新运动而遭受贬谪命运的柳宗元,阐释其较为积极的政治心态与"统合儒释"观的关系,以及这种心态对其贬谪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宋代贬谪词之三大情感类型

宋代贬谪词有三大情感类型:感伤缠绵、悲愤执着、旷达平和。其中,感伤缠绵类包括时光流逝之感伤、功名成空之感伤、漂泊无依之感伤;悲愤执着类情感包括对对奸佞小人的指斥、对自我高洁人格的标榜和肯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旷达平和类包括在山水自然中的旷达,在佛道思想下的旷达,以及旷达的最高化境——随遇而安、无往不适。这三种情感类型分别受到宋玉、屈原和陶渊明的巨大影响。从时代上来看,感伤缠绵类情感在宋代贬谪词中最为普遍,但更典型的表现是在北宋贬谪词中;悲愤执着的情感集中表现于南渡前后;旷达平和的情感虽在北宋苏轼笔下有突出表现,但更普遍地表现于南宋贬谪词中。     

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对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2006年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200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依然保持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数量有增无减，而且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更加宽广。主要表现在屈原传记资料研究、楚辞文体的渊源及文体特征研究、《离骚》研究、《九歌》等楚辞作品研究、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及楚辞学科建设等方面。     

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刘石林楚辞研究述评

刘石林生长于汨罗,长期担任汨罗屈原纪念馆馆长,怀着对屈原的深厚情感而潜心于楚辞研究,出版专著《汨罗江畔屈子祠》,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他的楚辞研究以屈原与汨罗为中心展开,将屈子祠管理与屈原研究相结合,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屈原研究与汨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涉及到屈原遗迹、屈原作品、端午风俗等方面,观点时常能出新意,予人启迪,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形成了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也为宣传屈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探析

从柳宗元柳州时期诗歌的内容来看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 ,虽然因长期遭受贬谪而常常处于抑郁痛苦之中 ,但是其思想并没有颓废倒退 ,他以“泽加于民”的实际行动 ,实践其“吏者民役”的吏治主张     

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

初唐四杰在接受楚辞时 ,是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 ,但骨子里正得楚辞之精神。尚为的生命价值追求 ,悲剧性的生命历程 ,决不委心从俗的高尚人格 ,这都是他们在创作中自然接受楚辞的主要原因。但他们缺少必要的生活阅历与生活基础 ,思想不够深沉 ,重个人价值而轻社会生活关怀 ,才华横溢而又急于求成 ,在接受楚辞的同时 ,在创作上出现变异。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双重焦虑与屈原之死

从屈赋文本探寻屈原持续稳定的情绪状态和屈原死因的关联,可以发现,屈原赍志以殁是历史必然条件下其人格合乎逻辑的推衍,与他长期的身份焦虑和文化焦虑体验密切相关。在高贵的出身、曾经的政治辉煌和悲惨的疏放命运的紧张对峙中,在感性的楚巫文化和理性的华夏史官文化的激烈碰撞下,焦虑带来了压抑,其人格也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楚辞的图学价值

楚辞中有关图学的内容颇丰,诸如中国古代制图工具：规、矩、镬、绳、墨以及画法的描述,是楚辞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从科技史的角度来考察楚辞中有关图学的记载,是楚辞研究的一项新的课题,楚辞中有关图学的内容极具中国乃至世界图学发展史研究的价值。楚辞对于了解秦汉之际中国图学的成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心境与家世:柳宗元与刘禹锡山水诗文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创作也对山水散文的成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贬谪期间,为了排遣胸中郁结着的苦闷,他们纵情山水,栖身自然,写了很多著名的山水诗文。作为终身密友,虽然他们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文章风格却迥然相异。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