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

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文字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和各种信息。长江中下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于此。在耶稣会士的文化视野里,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一扇窗口。     

西方哲人与东方“孔圣人”

明末清初入华的耶稣会士与儒家文化首次相逢,开辟了“中学西渐”的通道,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便由此而开始他的“西行远游”。孔子在西方的远游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关注,由他、围绕他而在法国学界和文界所激发的想象和创发力,无疑构成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大“奇观”。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从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到神学家、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费奈隆、培尔、帕斯卡尔与中国孔夫子的“初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微风入园池 吹得几重皱——也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自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一批旧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试图将基督教的种子移植于东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以挽救旧教势力的命运。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和先进的仪器物品。同时,他们也积极地把中国的人文、科技、风俗等知识传到西方世界,给欧洲大陆吹去了一股清新的中国文化之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双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早巳有定评。但对其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     

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以佛郎机、红夷大炮为代表的欧式火器日益成为晚明军队的主装兵器,此对与冷兵器相匹配的传统筑城体系提出了改良要求。面对频频出现于东南沿海的欧洲坚船利炮,晚明地方当局修建新式铳城,装备大型火器,保卫海疆安全。而耶稣会士的不断来华,又使中欧军事文化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有识之士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欧洲军事筑城技术,而且还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印记。     

对外文化交流与广东文化的发展

人类今日能够创造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互相进行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彼此促进。无论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出现的尼罗河流域文化,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出现的我国黄河流域文化;或者是公元前十八世纪出现的西南亚“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公元前一千多年出现的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化,以及十四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莫不如此。文化的传播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关键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是弃粗取精还是弃精取粗。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善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才能使自己的文化结出灿烂的硕果。历史证明,我国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广东地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因而今日广东文化,乃是长期以来吸收内地文化和对外进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候,广东人民从合浦郡徐闻县(今海康县)扬帆远航,经暹罗湾、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东北部、马来半岛西海岸、缅甸南部、印度半岛东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鲜会士汉学阶段。１６世纪以后来华耶殊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１９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

１５８２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ｃ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Ｒｕｇｇｉｅｒｉ）进放广东肇庆传教，标志着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①。此次来华活动的耶稣会士足迹几遍全国，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更是欧洲传教士们需要进驻的地方。从明末至清中叶（１８４０年前）的二百余年里，有数位耶稣会士以及其他隶属罗马教廷修会的传教士在湖北传教，他们的群体活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以时间为主于的线性述说，宗教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尝试将一个地域的传教士的活动作为底色和积淀…     

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一页

６ 世纪末至１８ 世纪中期，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阶段。此阶段耶稣会士将中国文化有系统、大范围、深层次、多方面地介绍到西欧。这对西欧思想、学术界以及西欧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耶稣会士的来华虽有着殖民主义的护卫，但西欧汉学的起源实为欧人对中国文明钦羡的产物     

大顺军与耶稣会士关系史实初探

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明末,它在中国广为传播;全国十五省中,除云南、贵州外,都有耶稣会士的足迹。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和来华的耶稣会士有过频繁的接触;崇祯帝朱由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清朝顺治皇帝福临,以及明末农民运动中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均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这是为史学界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明     

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

17世纪以后 ,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来华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回忆录以及翻译中国典籍 ,把一幅关于中国的“肖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 ,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 ,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家的激励和影响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评论 ,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蔚为壮观而又意蕴无尽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时代 ,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或“乌托邦”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 ,对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的典范或“乌托邦”在启蒙时代激励了欧洲人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     

也谈明未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的来华,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使他们东来成为可能;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之争,又促使天主教向外寻找上帝的臣民。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往往不问宗教东传的时代性,不分析每一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把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其他会上,与“间谍”联系起来,把本来是文化现象的宗教当作侵略。还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有把现代人的意识     

试论心理图式于异质文化交流的影响——从明清之际圣像艺术在中国的遭遇谈起

明清之际,圣像画进入国人视野。在强大且顽固的心理图式影响下,国人难以接受耶稣受难像,却与圣母像保持亲近,甚至一度将之混同为观音。面对此情,奉行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耶稣会士唯有做出妥协,暂弃耶稣受难题材,选择圣母像,以期为未来国人接受天主教文化做好前期的铺垫工作。     

孔子作为启蒙的催化剂

十七世纪初叶,儒家思想经耶稣会士西传并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引起了震动。莱布尼茨,尤其是沃尔夫把儒家的《四书》看作为绝无仅有的实践哲学,不仅从中找到了哲学思想上的认同,而且致力于儒家思想的西化和传播。基于儒家经典基础上的儒家道德思想和政治学说,给西方视基督耶稣为唯一的世界观以巨大冲击,并作为一种催化剂,给予西方的启蒙运动以补充。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儒家学说对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从敦煌文物看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一条陆路通道。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发挥着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科技文化的交流...     

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从清初至清中叶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澳门 ,是耶稣会士在澳门主动进行汉学研究活动的时期。他们的汉学研究活动主要有撰写著作、书信和研究中医药三个方面。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关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评价问题,有些同志抛开耶稣会士入华的社会背景,否定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与早期殖民主义、罗马教皇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讴歌耶稣会士,甚至抹煞早期殖民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们主要观点是:第一,“17世纪的情况与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正处在萌芽阶段,帝国主义还没有产生。虽然早     

试论孔子的仁与耶稣的爱

<正> (一)孔子、耶稣其人及其影响孔子和耶稣对世界的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孔子是儒家一位重要的领袖和创始人。他的思想支配了中国的学术文化达两千余年之久;对许多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也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对欧洲的思想文化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通过十六、十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介绍,曾利用孔子的思想作为向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压迫人民的精神支柱——天主教的神权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武器。他们常把孔子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