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描“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表征着日本近代史的起始,其间隔近30年.中日两国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封建锁国,又同样在近乎相同的时段被迫近代开国.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面临着相同的时代课题--西方国家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两国的历史选择与历史命运迥然有别.中日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关系,在1840年至1868年之间,这种关系并没有中断,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独特的方式延续着.我们的问题意识是:当此之际,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如何?它又怎样影响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近代的思维转型与"前近代"的思维定型关系如何?     

“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三大比较

孟德斯鸠系统地阐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思想的重要发展.对"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的比较,应从两大思想的立论基础、构成形式和分权实质等方面入手.虽然"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都有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     

中日阳明学“知行”范畴比较

“知行”范畴是中日阳明学的基本范畴。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二者在实践观、价值观、道德观和功效观方面产生了如下重要的区别:事功实践观与道德实践观,多元价值观与一元价值观,武士道德与圣人道德,瓦解作用与维系作用。这种区别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关联。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发端,几乎同时走上了探索现代化之路.日本通过维新改革成长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中国却越来越被边缘化.中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日本奉行"和魂洋才"、"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是导致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论老子“公”、“契”治世思想及其意义

老子"公"、"契"治世思想来自其"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老子思想关于"公"与"国"、"契"与"德"等紧密相关。老子深厚的"民本"思想包含"利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社会在契约关系下才能和谐发展"等理念。比之于孔孟之道的"家"即讲"孝"和"国"即讲"忠"的治世思想,老子的"公""契"思想映照出孔孟"家""国"思想的缺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老子的"公""契"思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价值。     

术语、翻译与文化:“个性”作为教育学术语的确立

从19世纪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具体历史语境当中,探究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中的个性论,以期发掘在中日两国近代教育学建立伊始"个性"这一术语复杂构成因素和其确立的过程。在近代中国,"个性"经由翻译而来,透过对"个性"在中日两国作为教育学术语确立的探讨,通过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以加深对中国近代教育本身的整体观的建构以及自我认识。     

民俗视野下的中日“红”色彩文化特征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由于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宗教习俗、审美观念等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色彩观。其中红色认识差异最为显著。在中国,红色有祖先崇拜、辟邪、吉祥和女性之红等特征;在日本则有魔力、辟邪、禁忌和女性之红等特征;在红色能辟邪和象征女性方面,中日两国是相同的,其他文化特征则有差异。从中日两国传统红色彩文化意识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红色"依然占据中心地位,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日本,红色的负面文化含义越来越弱,"中国式的红"正在慢慢被日本社会所接受。     

简论“三个代表”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致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统一体.共产党员只有忠诚实践"三个代表",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多作贡献.     

中日对“哲学”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把握不同。中日两国在引进"哲学"概念之初,都存在着混淆"哲学"与"思想"的问题。但之后的发展在两国出现了不同倾向,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混淆持续至今,日本则明确区分了"近代哲学"与"日本思想"的不同,并以"知的探索"作为哲学的根本判断标准。然而,正在"中国哲学"面对"合法性"质疑,寻找超越合法性危机的困惑中,日本学术界却出现逆向的重新审视"哲学"的新动态,把曾经被自身否定的属于思想的文献,作为"哲学资料"进行整理。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忽视西方意义的"哲学"本质所致,从而出现了与我国学界关于哲学理解的趋同倾向。若不能认识到"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性质不同,并从本国传统知识论研究出发确立自身,只企图通过扩大西方意义的哲学范畴来肯定自己,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将永远无法超越。     

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现代化转变的差异及启示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各自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两国彼此的不同国情导致了两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出现了五个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两国的历史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探讨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的差异及其影响,得到的重要启示是:中日两国必须探索具有本国特色和充满理性精神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正确发展之路。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问渠哪得清如许？”——也谈《背影》里的“背影”

蒋济永先生《 <背影 >里的“背影”解读》将“背影”解读为“母亲的形象”的观点及其“泛性论”的批评方法值得商榷。笔者从作家的创作方法、直接动机、叙述细节、审美心理四个层面分析所得结论是 :假如将朱自清的散文看作浊浊尘世中的一湾碧影 ,他在散文中所饱含的诗学理想和至真至美的情感就是那源源而来的活水 ,加之作家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人性的反思的表现 ,使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人性的温馨。笔者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解读与批评。     

孔子"仁爱"观与基督教"爱人"思想比较

孔子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作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世界现代文化发展的源泉。因此,认真对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道家的仁义观--兼论道儒仁义观的区别

学界一般认为,儒家提倡仁义,而道家反对仁义。这一观点不能成立。老庄不仅不反对仁义,而且其行仁行义的标准还要高于儒家,道家主张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仁义行为。但由于道家的仁义观带有理想化色彩,因而在现实生活中,道家的这一观点远远不如儒家的实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学理特质探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专门的历史观理论体系,却不乏历史本体论、历史方法论、历史价值论、历史认识论的真知灼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有研究基点的多元性、研究视域的微观性、研究指向的学院性、研究路径的文化哲学性等学理特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学理特质的成因,在于其所处的理论环境和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     

实体与虚无——论西方宇宙观的嬗变

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宇宙观是实体论,认为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一个不生不灭、无盈无缺、单一完满的存在,宇宙之本原或始基是实体。20世纪,经过尼采振聋发聩的呼号,在海德格尔、萨特等一大批哲学家的影响之下,“虚无”终于由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的“旷野呼告”发展成为了西方思想界蔚为壮观的大潮。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实体(连同上帝)已经瓦解,“虚无”已经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一样来到西方。     

西方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考

近年来,西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发展和创新过程中所面对的哲学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哲学悖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维度缺失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主客体间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考进行梳理,同时对其偏颇之处进行了评析,以期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出新的维度。     

论儒家的慎独观

儒家的慎独境界有三个层次:第一,"明明德"前的慎独:以善为本,谨守善道.第二,"明明德"后的慎独:唯道是从,渐除习气.第三,大圆满层次上的慎独:君子不器,从心所欲.儒家慎独的这三个层次,皆是心地上的修养,与只强调外在行为的"谨慎独处论"有本质的区别.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同时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科学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