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文化与中国合作制经济的困境--基于中西方文化精神比较的视野

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之中.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一个函数,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应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能力是有限的.20世纪中国的合作制经济便是一明证,将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信仰中形成的合作经济制度,强制推行到盛行"集体主义"文化信仰的中国社会中,其面临的困境就是必然的.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精神特质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社会秩序基础的差异熟人信任与契约信任,并最终制约了社会大规模的超血缘与地缘的谋利式合作经济行为的发生.所以,若想使一种文化领域中形成的社会组织或制度安排在另一种迥异的文化土壤得以较好的运行,最佳的方式是将经济制度与社会博弈的规则一并移植.因为合作本来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而非简单的局部经济问题.     

区域合作的社会资本因素分析

区域合作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信任、规范、参与网络、文化认同等社会资本.其中,社会参与网络是区域合作的渠道与载体;规范是区域合作的运行准则;信任是区域合作的心理基础;文化认同是区域合作的"黏合剂".当前我国区域合作存在诸多困境:区域合作意识淡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区域合作法律法规制度缺失等导致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发展缓慢、合作成本较高,需要将社会资本纳入区域合作的分析视角.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层面的区域合作与区域协调之外,还应考虑社会资本的因素.在各行政区之间加强互惠互补的竞争合作意识、健全区域合作制度、建立区域合作网络、增强文化认同、构建区域信用体系等.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

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史学者注重研究正式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不同,格雷夫经济史理论的特色是运用经典博弈论和声誉机制,从历史的、内生的、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文化、信念、行为、组织等"私序",以及非正式制度对北非和欧洲传统社会中的交易治理、产权保护、市场拓展的作用。沿着格雷夫理论和"东西方制度分流"的研究视角,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经济史考察,结果发现日本传统社会中的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较为充分,而中国则由于较为特殊的社会文化信念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了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的停滞。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

信任作为一种被社会关注的现象是现代性的产物.随着工业社会与现代化的来临.人类对自身的生活方式感到了焦虑与不安.经验和熟悉不再是信任的保证.于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对社会形态的分类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套信任制度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但一种社会能否建立起一套现代信任机制涉及到该社会的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在于家庭生活,它限制了社会信任的范围.而当今中国经济的单面发展.非但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反而其传统根基也受到动摇,这是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     

影响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文化信念研究

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其核心是"事亲"思想.泛家文化又驯化出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但由于中国信仰缺失,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多地倾向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逐步发展成一种关系文化,遵循"礼治"的观念.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能尽快顺应这些文化信念与现代制度相冲突时所引起的修正.     

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中西方学者对于这一偏见不时地作出了批驳。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偏见作出了新的回应 ,给予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本文认为制度是信任的基础 ,中西方社会信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形式 ,即“内在制度型”信任与“外在制度型”信任 ,它们各自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培育与塑造而成 ,且各有优长 ,相互补充。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不仅不低 ,反而是相当高的。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信任形式 ,如果加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必将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实质信任与形式信任——诚信研究的新向度

对于诚信的研究,除了将"诚实不欺"、"守信守诺"作为诚信的一般伦理内涵以外,还必须把"信任"作为诚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内涵。诚信研究最终解决的是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信任问题。所以,诚信的伦理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诚实;(2)实质信任;(3)形式信任。实质信任是市场经济效益的"道德资本"。而形式信任是社会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

信任包含了从心理、社会到文化的多重含义.作为个体心理事件的信任.包含了动机和态度成分,是个体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简化了复杂的社会认知,具有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信任从概念到功能及其发生机制都遭遇了全面挑战:信任是一种传统规范还是现代观念?信任的发生是习俗与文化使然.还是理性计算,再或就是一种冒险?何谓信任?信任何以成为可能?我们能够信任"信任"吗?信任危机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这既是社会科学领域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当下难以求解的生存困境.     

文化抉择失误的悲剧--太平军入鄂150年祭

在中西文化激荡之际,洪秀全抉择采用了西方文化浅陋的宗教部分,并以此为旗帜发动了太平军起义.但这浅陋的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社会(包括农民大众)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曾国藩敏锐地看到了刀光剑影之下的文化冲突与危机而大作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儒学)与载体(绅士与农民)组建湘军,并依靠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这一内在活力来革新文化机制,整合社会,最终将带有西方文化变调的太平军淹没在血泊之中.所以,太平军失败的根本因素在于文化抉择的失误,而这一悲剧在其1853年进入湖北之际就已拉开了序幕.     

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

家族企业的二重性规定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矛盾.企业成长要突破家族限制与社会资本融合,真正制约家族企业的是信任资源.了解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对我国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有所认识.只有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市场环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指导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从identity到“认同”：巴别塔的困境——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对象的研究

语言和认同是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此框架下,中国学者也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其中以外语(主要是英语)学习者为对象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英语学习对于个体层面的自我认同(如自信)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在社会认同的层面上,中国语境中关于文化认同的部分结论显得似是而非: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文化的"认同"表现为对其积极的认知、情感乃至行动,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目的语文化的群体成员身份,这种"认同"不应等同于西方语境中的identity。英语学习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是否成立,取决于对二者的具体界定。     

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

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及相关研究,本文讨论了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中国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不同单位的成员社会信任程度不同;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西北欧的国民比东南欧的国民社会信任程度更高。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一般信任产生负效应,但也取决于不同方面;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家庭结构。最后,本文讨论了该研究对跨文化比较的启示。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论中国普遍信任建构的社会因素

近十几年来 ,信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孕育了普遍信任建构的要件 ,普遍信任的机制正在建立与形成当中 :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为普遍信任的孕育生长提供了前提条件 ;蓬勃发展的中间组织成为普遍信任建构的有效组织保障 ;而各项法律、规范的完善为普遍信任的存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信任发展趋势

处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网络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因"网络化"而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趋势,已经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秩序基础。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它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