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商业特点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在刊刻方面出现明显的商业特点。书商坊主已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 ,他们注意及时捕捉作家的写作信息并把握时机将预见可谋利的书尽快投放市场。他们有的致力精选一些小说作品 ,刊刻出一些精选性的小说专集。出于商业目的 ,他们往往把同一作品而以不同书名刊刻梓行 ,或对某些名家名作、畅销书多次再版。他们甚至伪造、假托、剽窃名牌作品 ,或盗用一些知名小说批评家的名字以欺世谋利     

论书坊主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明代绝大多数的历史演义小说均为书坊刊刻,其中更有不少作品为书坊主自身所编创.明代书坊主不仅通过刊刻参与历史小说的传播,而且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对演义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

有关《传习录》的研究已往多侧重于其刊刻形成的过程,而本文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所收入的序、跋、小引等,分析明儒对《传习录》的刊刻及旨趣,并以此说明王阳明思想在明代中后期影响如此之大,与明儒刊刻、传播及阐释此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评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作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海明威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既塑造了被称之“硬汉子”的男性人物,同时又刻画了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女性人物,不难发现海明威的女性意识。如同他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一样,海明威笔下的女性人物有着复杂的个性特征,经常有着悲剧的命运,揭示出了海明威悲观的女性意识。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之重说教特点及其成因

在古典通俗小说研究中，学界多注重小说本体的研究和小说作者、版本的考证，而极少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考察通俗小说的刊刻特点。古典通俗小说刊刻中的一些特点，正是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探讨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重说教的特点及其成因。以小说来说理...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主义

严歌苓,作为令人瞩目的旅美作家,在文坛和批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的小说创作颇丰,作品中意象丰富,视域宏大,从多个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文将从政治角度、种族文化以及其近期的史诗性创作等几个部分对其作品进行探究,关注不同时期严歌苓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女性主义的观点。严歌苓不同时期的创作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女性主体渐次生成的过程。     

论明代书坊与历史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在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形成与发展历程中,书坊与书坊主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界关于小说流派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从作家与创作的层面进行阐述,本文则着眼于小说刊刻这一特定的角度,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一,《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刊刻的典范意义;二,书坊主的“全史意识”推动历史小说流派的出现;三、书坊主的创作实践及组织编撰;四、历史小说刊刻的“后续效应”,试图勾勒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形成与发展的真实轨迹。     

留都南京对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的开端意义

明代后期留都南京特殊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为神魔小说经典作品《西游记》、《西洋记》等提供了编撰和刊刻机遇。具体而言,留都上层文化名流对通俗小说题材、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高要求及崇信神仙灵怪的文化心理是神魔小说刊刻的市场基础;科举失意的雇用文人是优秀神魔小说的创作主体;三教合一思想盛行是神魔小说集中产生的思想背景。南京书坊主结合南京文化优势在全国首次刊刻多部神魔小说,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各地书坊创作和刊刻神魔小说的热潮。因此,从文学渊源论,留都南京在明代神魔小说创作、传播以及流派形成史上具有开端意义。     

明代《文选》学衰落说质疑

从刊刻数量、刊刻密度和刊刻机构来看,《文选》在明代特别是中晚明时期是一部十分流行的文学经典。它的流行主要不是源于学术驱动,而是源于文学驱动。《文选》流行的程度和文学教育作用的发挥与号称“《选》学中兴”的清代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如果考虑这一事实,清代以来所谓明代《文选》学衰落的定评,就显得失于稳妥。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女性形象的民族文化表达——读张泽忠先生的小说集《蜂巢界》

张泽忠在<蜂巢界>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侗族女性形象,与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相比,这些女性形象更适合作为侗族文化的象征,同时这些女性形象也是作家审美理想的形象呈现.     

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

《全蜀艺文志》为明代杨慎编纂的一部有关四川地区的诗文总集,此书编成后影响甚大,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而是书又因作者杨慎的名气,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现今能明确的刻本八种、抄本三种,其中最优的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氏刻本,最劣的为“四库本”。而其流传情况,则是清代、民国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盛,现今呈现北京、成都、上海三地并举的局面。其流传版本,则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最广,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从插图看《水浒》建阳刊本的读者定位

明代中后期,建阳的书坊刊刻了多个《水浒》插图本。这些版本附有大量的插图。插图在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美化版面、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插图的写实性、提示和说明的功能及古朴自然的插图风格都与《水浒》建阳刊本特定的读者定位相适应。《水浒》建阳刊本的读者定位是那些经济能力有限、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     

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试论明代小说面对商业的多元价值选择

明代小说的成书或刊刻年代与明朝商业繁荣的年代同步,这正是明代的小说家面对明代中晚期日益涌动的经济浪潮所作出的某种价值选择的结果。这种价值选择在小说创作或汇编中体现出来,就是对商业的肯定、矛盾、否定、回避等四种观念。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

《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经过多次筛选,比较《翁方纲编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三个编纂阶段的提要内容,会发现《总目》在编纂进程中,对明代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逐步加强,并试图将明代翰林的政治、道德、文章统合在中正平和为代表的圆融的文学观念之中,从而确立《总目》的正统批评观.     

建阳本小说研究发微

福建建阳是明代小说刊刻的中心之一,嘉靖、万历年间刊刻小说数量居全国之冠,文章将这些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称之为“建阳本小说”,介绍了建阳本小说的概况,20世纪以前对建阳本小说的评价,20世纪以后出版学和小说学两大学科中建阳本小说相关的研究指出建阳本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通向自我认同的途中 ——“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自我”之流变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认同是指女性自我的身份和价值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与秩序中的求证和确认."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呈现为自我发现、自我失落、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认同过程,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所表现出的由社会认同到性别认同再到身体认同的转换和深入,实际上是对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颠覆与抗衡的渐次加强,由此女性写作中的主体性逐步得到建构.这表明女性写作的自我认同是对外在奴役的挣脱和主体自由的寻求,其意义在于自我行动的动力过程.     

20世纪初期女性小说写作的视阈与作者的性别

20世纪初期的女性小说写作,由于作者的女性身份,让她们在时代大潮中体验到了一般男性作家体验不到的情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女主人公对“婚约”的牵挂、对“母爱”的无奈和对“女儿情”的言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呈现视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