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观

"文化"话语是毛泽东意识形态表述的平台.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观不仅表达了"文化革命"的思想,而且也为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方针策略指导.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斗争性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信念的特征,这种强调对中国革命是必需的,但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延续,也给我们的建设事业带来了惨重损失.在新时期,重新审视反思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

革命历史剧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是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的不谋而合。在当下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革命历史剧从叙事框架、人物塑造和细节描摹的三个层面进行流行式的文本创新,迎合观众对不同时空历史情境的参与渴求,从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从革命回忆录到集体记忆的营构——兼论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

建国之初,革命回忆录的兴盛是新生政权营构关于自身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教育、团结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王愿坚因参加革命回忆录的采编而获得营构并深化相关集体记忆的资格,其革命历史小说亦成为传播、延续集体记忆的桥梁之一。     

美国瑶族文献与瑶族民族记忆

美国瑶族文献是以口承与文本形式保存的瑶族"集体记忆",再现了瑶族族源传说以及境外迁徙之史实。这种"记忆"具有文化储存与文化认同的功能,其中的一些核心符号,构成瑶族记忆链中的重要环节,是美国瑶人在新的文化境域中进行文化重构的基础。在文化"失忆"的情况下,这些记忆符号还起着文化"修复"的重要作用。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是指新时期以降中国文学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回望式叙述.这种书写极其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综合参与其中并共同影响了其形成和走向.一方面,传统的革命文化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理性反思或将其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是允许的;但是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之设立了程度不同的限制,因为执政党政权的正当性与革命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本文梳理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四种基本模式和四个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启蒙时期历史修复主义模式,80年代后期的倒退式书写,90年代以后出现的戏说式革命书写,以及最新出现的宗教忏悔式革命书写.     

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写作者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这两个特点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策略性地结合,起到了改写和重构集体记忆的作用。从"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生产过程可以看出,革命回忆录的书写与生产是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出现了作为精神符号的"榜样"与"典型",出现了集体作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合谋。这种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是:以多方位的集体叙事强化记忆,创立一种群体性的文艺生产方式,在新的政治一体化语境中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大众。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历史意义和价值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文化政治立场,开启革命文化国家制度化建设的新篇章,建构以教育为本的革命文化建设思想理念,开创革命文艺建设的新局面,创造出丰富的文化成果。革命文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筑牢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文化根基,为引领中国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凯歌前行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取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胜利的有力武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宝贵的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新时代更好地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神提供了诸多启示。     

挣脱“创伤性记忆”的怀抱

福柯的"对抗记忆"理论强调主体的"儹越式感性体验",帮助我们充盈和纠正被建构的"记忆";本文以"创伤性记忆"为切入点,揭示当下"新历史主义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小说<人面桃花>再现中国革命中被遗忘和遮蔽的"感性"因子,凸现"感性革命"柔软,而又不乏"原始强力"的特质,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义"话语的扬弃.     

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

方兴未艾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这一概念转换以及与当下社会语境的关联,是当前文化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但学界对之探究甚少。这里尝试构建适应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念逻辑,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加以研究。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都是以革命为主导理念的文化形态;但红色文化同时还是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一概念转换是在重新认识革命与革命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发生的,红色教育、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产业开发,是红色文化兴起的主要契机,凸显了当前社会对革命文化的资源属性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后革命时代境遇下革命话语的转型。     

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新博物馆学诞生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及世界遗产运动勃兴的文化土壤,带有民主化、多元化、地方化特点.新博物馆学提倡以人为本,服务社区与社会发展,强调对社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关注社区日常生活,保护社区集体记忆和多元文化.这一理念适应了文化遗产地保护的社区化趋势,以人本性的核心旨归、地方性的叙事视角、活态性的保护方式、开放性的运行机制,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丰富社区参与途径,重建社区集体记忆,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守护社区文化根脉,优化社区文化生态,实现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新博物馆学诞生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及世界遗产运动勃兴的文化土壤,带有民主化、多元化、地方化特点.新博物馆学提倡以人为本,服务社区与社会发展,强调对社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关注社区日常生活,保护社区集体记忆和多元文化.这一理念适应了文化遗产地保护的社区化趋势,以人本性的核心旨归、地方性的叙事视角、活态性的保护方式、开放性的运行机制,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丰富社区参与途径,重建社区集体记忆,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守护社区文化根脉,优化社区文化生态,实现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横站与中国革命传统——王晓明的批判性、介入性文化研究

通过"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讨论"闻名于海内外的王晓明,2000年前后从文学研究转变到文化研究,并主导着上海地区的文化研究。他从文学到文化研究转变的原因是为了把握急速变换的社会现实中新出现的支配文化生产的市场机制。他在继承了鲁迅的横站精神的基础上,参考西方理论的同时,借鉴中国革命传统,持续摸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研究理论。向文化研究的转变以后,他的研究主题继续扩展,比如对城市空间和城市化的批判性反思,对最近中国文学的征兆阅读,革命传统和文化研究的接合。他的横站具有三个支点:作为研究阵地的"上海学派"、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左翼思想和革命传统、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育人功能研究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育人是革命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主要表现在立"身"、立"足"、立"志"、立"品"、立"行"等五个方面.在当今,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育人功能,之于个人、之于国家、之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应从丰富育人内容、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构建多路径育人体系等方面入手,建立革命文化育人功能的长效机制.     

话语分析之于法律文化研究拓新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由勃兴而忽亡,研究结论不能合理解释当代法律文化现象是根本原因,方法论没有革故鼎新是主要症结。文化是一套规则体系,话语是一种权力支配规则。流于"貌阅"而不能深入挖潜的研习定势下,学者们不免惑于统治者编造的中国法律史叙事话语。儒学意识形态下道德决定论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支配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法的"真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源于批判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有助于人们穿越意识形态的遮蔽,解读、诠释或重现文本与话语的文化内涵。     

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

建党百年,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有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推动河北红色革命文化得到切实有效传播,必须加快构建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从传播主体维度看,政府、学校、社会组织要相互配合、协同创新;从传播内容维度看,要系统整合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理直气壮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从传播路径方法看,要实现学校教育、理论宣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从传播载体维度看,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从传播方式维度看,要推动红色革命文化公益化宣传与产业化传播协调发展,致力形成受众广泛、立体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格局,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的革命内涵

革命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占有重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要取代旧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指导意义.革命与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论意识形态的经济价值

意识形态的经济价值是指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有用性,主要发生于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程中,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对物质交往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市场文化的塑造,意识形态对文化生产的推动。意识形态不仅指导了文化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了文化生产的产业化进程。文化产业浸染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推动着人类进入以非物质资本为主的文化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