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背景下女性书写的兴奋与迷茫——以冯沅君的《卷葹》为例

冯沅君的代表作《卷葹》中所书写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在"五四"时期极具普遍性和写实性。被启蒙的第一代知识女性在追求自由、幸福的道路上举步维艰:面对激进主义思潮所大力倡导的"正义伦理"与文化传统中所沿袭的"关怀伦理"之间的剧烈冲突,新女性们无一例外地陷入徘徊、犹疑乃至于迷茫的境地。这一文学与心理现象也为后来者反思"五四"之"激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纫草结蕙拔心不死——论冯沅君的《卷葹》

笔者从冯沅君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卷葹》入手,在肯定其文本的大胆、泼辣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小说中流露出来的矛盾性,并且认为,正是由于冯沅君的小说写出了五四时期年轻人的矛盾心理,才使她的小说更真实地表现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反叛与执着、矛盾与困惑,不仅在当时能引起一代青年的共鸣,而且在现今仍能保持其文学与理论价值。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以《新青年》为中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很多社会思潮有过思想交锋,其中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影响深远.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梳理《新青年》文本上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锋的核心内容与经过,可以揭示这一交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意义.     

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知识青年的《新青年》阅读与思想变革

《新青年》由 “普通刊物”发展为全国的“金字招牌”,与读者密不可分。《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的营造,使其影响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场域扩展至全国,促进了《新青年》的大众化,引起了地方的再阐释与回响。通过《新青年》同人与读者之间构建的社会交往网络,《新青年》在读者的阅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革命”“反孔”“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促进了“青年”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五四青年”。《新青年》与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大众”,构成时代的表征。     

五四时期陶孟和的社会政治思想——以《新青年》为中心

陶孟和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多变的民国社会中,不仅仅专限于社会学的贡献,而且也作为胡适派学人群中一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同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共同的思想意识共同倡导民主与自由等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主体精神。同时以社会学的眼光观察多变的民国社会,寄托一种调查的宏愿,以求了解中改良和改变中国。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新青年》"通信"栏目戏剧性的演变过程,显示了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的双重影响,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既建构又解构的悖论性状况,使"现代性"在中国语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目。     

五四时期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方面,湖南有一批如曾葆荪、吴家瑛、王昌国、王钰、许友莲、周天璞等为代表的非常优秀的觉醒女性;另一方面,也与<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     

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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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社群之女性想象的时差——从《新青年》到《文社月刊》

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大量的性别论述,发言的主体也不仅止于男性,女性在此论述空间开始展开其发言权。早期的女学思想可以《饮冰室文集》里的论述为代表,倡导透过对女性的教育(所谓的"女学"),一方面养成贤妻、良母;另一方面使女性经济独立,从而建立幸福家庭,造就富强国家。《新青年》同样也注意这一方面的议题,不仅设立一个"女子问题"的专栏,且由女性执笔论述,上个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重要出版物《文社月刊》,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女性地位与未来发展的建构提出他们的构想,透露出当代的(男性)基督徒在书写中模拟的女性形象与企图形塑的理想愿景。     

“五四”后期周建人的婚恋观——以《妇女杂志》为考察依据

周建人在五四后期在恋爱、婚姻、离婚问题上更多地注重个体的自由、价值和觉醒。他认为，真诚的恋爱本是人生的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理想的配偶选择应以个人本身性质上的各种美德为标准：以爱情的有无为婚姻离合的原则。婚恋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有利于种族的完善、国家的进步，也是妇女解放和冲破家族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其婚恋观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男女平等，呈现出对妇女解放各个问题理性而具体的思考。     

章士钊与《新青年》初期的关系考察

章士钊与《新青年》并非从开始就是对立关系.事实正相反,章士钊与《新青年》的先驱者早有交往和友谊,在《新青年》创刊以后,章士钊继续保持了与其主要成员的友好关系.对《新青年》思想革新和文学变革的基本主张,章士钊予以坚定支持.虽然章士钊与《新青年》也存在“调和论”与“革命论”的分歧,潜伏着后来与之关系对立的危机,但直到1921年游欧之前,章士钊是在根本性支持的基础上对《新青年》持建设性批评,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五四”后期周建人的婚恋观——以《妇女杂志》为考察依据

周建人在五四后期在恋爱、婚姻、离婚问题上更多地注重个体的自由、价值和觉醒.他认为,真诚的恋爱本是人生的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理想的配偶选择应以个人本身性质上的各种美德为标准;以爱情的有无为婚姻离合的原则.婚恋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有利于种族的完善、国家的进步,也是妇女解放和冲破家族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其婚恋观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男女平等,呈现出对妇女解放各个问题理性而具体的思考.     

《新青年》与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的萌芽提供了契机 ,《新青年》成为新文学萌芽的最初土壤。在这块土壤里孕育了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品 ,这些作品虽然稚拙 ,但它们的开拓作用却不容忽视     

从伦理觉悟到德性启蒙——以五四时期“打孔家店”为中心的讨论

五四时期的打孔家店始自陈独秀等人的伦理觉悟,继之以梁漱溟等人的德性启蒙,一破一立,相辅相成,代表了国人人伦道德现代转化和升华的新起点。他们所针砭的是儒家文化的病态和恶疾,所提倡的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新道德。当下一些提倡国学者认为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或归之为偏激的情绪化产物,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曲解,很难说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

"渡船"与"商船"是《边城》中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它们是湘西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是翠翠、天保或是傩送的欲望对象的替代物,也是这些主人公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同时还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论文以文化研究的方式,通过对这两个意象的分析,试图揭示《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文章最后认为,这两个意象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     

文本的空白和实现——以《苏小小墓》为例

历代学者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阐释,这实质上是对该诗文本的"空白"所作的不同填补。文本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吸引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对文本进行阐释是文本的实现。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这种文学理论观点的反映,但在文本实现的过程中,读者要确保文本阐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跨文化语境下文本意味的衍变及其意义——以《聊斋志异·鸲鹆》为中心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同一文本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味.《聊斋志异·鸲鹆》是一个范例,从各种理解和评价的背后,可以发现文艺接受的心态及文化差异.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在评点这部作品时,注重道德评判;结构主义则强调形式分析,从文本中抽取出叙事模式;文化学者侧重的是文本的文化内涵,探究宏大的文化与文明问题.同一篇小说,因接受者的中国/西方、古典/现代的差异,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面貌,这为理解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