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道”对文字产生的认识意义

苗族"刻道",汉译开亲歌,上面刻有27个符号。按照组合情况,分为独体与合体;按符号与实物的关系,又可分为指事与象形。它们对认识文字符号有重要意义:刻符是文字的源头之一,指事与象形两种造字法都是产生较早的造字法,文字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指事符号最早应该指具体的事物。     

古代记叙和记叙文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经历了结绳、图画、刻契记事方法，这些方法促进了文字的产生，有了文字才有了记叙文。古代记叙文对论辩文、应用文等文体等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章法结构和写作手段以及审美要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学习和研究汲取其经验和审美特质，仍有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赵撝谦《六书本义》“象形”析论

在造字本源问题上,赵撝谦《六书本义》认为"象形"为"文字之本",即"象形"是最早的造字方法,指事、会意和谐声等皆是以象形为基础孳乳而出的造字方法;赵氏还视象形"文"为汉字孳乳衍生的最初构件",六书"以"象形"为"万世文字之祖",通过拆分与叠加的方式,孳乳衍生出了更多汉字。比较古今方家关于"六书"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赵氏"六书"理论中的"文字孳乳说"和"文字拆分与叠加说",在批判和继承前人"六书"学说的基础上,找到了汉字孳乳发展的构字部件,厘清了"六书"的演化过程,赵氏的"六书"理论对后世文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普通文字学的文字分类对象和分类方法

文字分类包括两项基本的工作:其一是确定分类对象;其二是确定分类方法。从文字孕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角度上看,直到产生了字符的时候才有了真正的文字,字符即文字。文字既包括仍然明显表现着象形造字原理的文字,也包括不再显示象形造字原理的字母字,它们共同构成了普通文字学中文字分类的对象。普通文字学的文字分类是共时性的,是根据文字系统基本书写单位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对各种文字系统的结构分类。文字分类的依据是字符的作用。     

巴族文字的发现及文字特征

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巴族文字,与蜀族文字不同,都属于音节字。巴族文字有较多象形字符,较强的原始性。     

评刘又辛教授新著《通假概说》

刘又辛教授的新著《通假概说》(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假借问题的专著。关于假借字的基本性质,历史上有过几种影响较大的学说。首先是起源于汉代的假借造字说。《汉书·艺文志》最早指出:“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种把假借置于六书之内,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等同起来,相提并论的做法,反映了文字学发展初期,人们对假借问题的模糊认识。这种认识的不足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假借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不同,它不是一种造字的方法。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只是借用已有的字来记音而已。所以清代学者对假借造字说的理论,早就引起怀疑,戴震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文字的四种结构类型,     

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域外觅踪--兼论三星堆器物刻符

距离商代文字年代较远的、象形程度不高的原始文字符号是汉字的远源;距离商代文字年代较近的、象形程度较高的各种原始文化符号是汉字的近源.但近源与商代文字之间还存在着缺失环节.有一定数量的中国文字符号曾经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印度河谷地带.这些保存于印度河谷文字中的中国文字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代文字来源的缺失环节.而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符则是中国文字曾经传入印度河谷地带的有力证明.     

象形与象形字研究述论

文章对何谓象形、象形次第与功用以及是否有合体象形字等方面,观照前修时贤之研究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象形无论取象全体与部分,都是对事物的典型化、抽象化和符号化,代表的是事物的整体,其深层次历史性的原因当渊源于先文字时期的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象形与指事的次第,则在于指事字中之纯符号与在象形基础上加注指示符号两种类型的具体分析上,何者为先?当得区别而论之;作为造字字根或字元的象形,其功用不仅在于构造字形,还在于通连字义和标示字音,其在汉字孳乳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功用;象形字有无合体,要就字体形态、构成构件和研究历史总体等诸方面进行考察,结论是严格把握其归属,维持其独体之原则.     

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

一、汉字构形系统分析（一）构形要素文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与后代字形比较而言,甲骨文更逼近图画,其字形基本上是由独体的象形和合体的象形两部分组成的,独体象形多是物的描绘,如牛、羊、子、木、止、皿、日等,合体象形则多是事的绘制,合体象形不仅其组合成分的形...     

纳西东巴文与汉形声字比较研究

引 言 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古文字,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字。因为这两种文字的记词方式中既有记意成分,又有记音成分,所以它们都属意音文字。而且,这两种文字在它们各自的创制和发展道路上是互相独立、互不影响的。(按:关于这一问题,请参见拙文《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字不同源流说》,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因此,这两种文字的比较研究,对于文字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

历史上,傈僳族没有文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傈僳族人采用了多种原始记事方法。根据记事所采用的基本原则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实物记事和符号记事两种。实物记事,即以实物来记录数字、决定、意见或感情,傈僳族使用石子、玉米等实物计数,并发展出了树叶信这一实物记事的最高形式。所谓符号记事,是以物件为符号标志或物件上做出一些符号,用以记事或传递信息。傈僳族的符号记事主要有结绳和刻木两类。结绳多用于记录数量、日期等,刻木则着重于记录契约。刻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刻木信。20世纪20年代起,傈僳族地区出现了多种文字,原始记事方法逐渐消失,至今已不再使用。     

历代象形研究综述

宋元明时期的象形研究可以郑樵为代表,他从不同的角度把象形分为十种、六象、两兼类。清代学者王筠、朱骏声、郑知同等沿袭了郑樵的分类方法;段玉裁把象形分为独体象形与合体象形两大类,这是按照象形字的形体结构所进行的分类,从而改变了宋元明学者按照意义类属分类的方法。现代学者大多把象形字分为两类,或曰独体象形与合体象形,或曰纯体象形与复体象形,或曰象形正例与象形变例。     

英汉文字体系与中西方思维方式对比研究

文字与思维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同的文字体系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汉字属于会意文字,具有象形的特点,象形文字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形象思维的特点;英语属于拼音文字,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西方人善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汉字和拼音文字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两种思维方法也应该相互渗透,取长补短.     

略论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字的象征意义

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字由于处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过渡的阶段,因此,很多文字的象征涵义相当直观而丰富。诸多反映在东巴图画象形文中的象征意义,比如纳西族有些重要的传统观念与特定神祇的关系、象形文中很多肇源于宗教的伦理观念、东巴象形文与特定社会组织间相关的象征意义等,都是极其富于文化意义的。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字中有与甲骨文象征意义相近而又微妙不同的字词,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和审美观。     

汉字象形性的书法审美创造

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书法这座艺术宝殿是在汉字书写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汉字与书法又有着本质的差别。汉字是交际工具,是符号性的东西,是物质的;书法是艺术,是供观赏的,是精神的。汉字是象形的,它具有表音文字所不具备的独特的形态美,从而奠定了书法家对汉字的种种美进行卓越创造的坚实基础。汉字的发展经由了象形走向不象形,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从象形走向更高层次的艺术象形。汉字结构的象形发展为书法中的艺术象形,是汉字的象形在书法艺术中的升华,这种升华和汉字的象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书法艺术作为个体的创造,它是书者个性情志与精神的体现。书者的审美情趣与艺术修养的融入,使书法艺术成为一种富于个性精神的审美创造。     

赫哲族纪年时方法的演变

探寻赫哲族纪年时方法的演变历程，同时对各种纪年时的方法的使用时间及来源进行考证。赫哲族纪年时的方法历经了物候纪年时、生产周期纪年时、天象纪年时、结绳、刻木纪年时等原始阶段。直到解放前，还停留在结绳、刻木纪年时的原始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直接跨入了现代历法纪年时阶段，     

汉字产生的多源性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神秘而又饶有趣味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汉字的起源,由于甲骨学的兴起以及近四十年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大大推动了它的研究过程。三十年代唐兰先生最早提出“文字产生于图画”,七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中国文字应当归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郭老的看法似乎比唐兰的全面了一些,但仍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在讲文字产生时没有提到假借。八十年代末,裘锡圭先生提出“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开始应用,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很久,很可能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句话已有些     

景颇图画文字初步研究

景颇族的原始图画文字能够记录简单的语言,文字结构方式以象形和会意为主。景颇图画文字载体多样,早期文字的属性特征明显,对探索文字的起源极具价值。     

大麦地岩画与汉文字的关系

大麦地岩画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其中包括大量的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如果运用古文字知识尤其是甲骨文知识，解读这些岩画抽象符号的表意性质，寻找汉文字起源和发展的图画阶段，便可证实大麦地岩画的文字性质。     

玛雅文字的破译:方法与历程

玛雅文字的破译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第一个对玛雅文字发生兴趣并进行研究的是16世纪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朗达,他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玛雅字母表。20世纪初,学者们辨认出少量玛雅文字,但没有从根本上涉及语音和真正语言的识读。学者们长期没有找到研究玛雅文字的正确方法,始终认为玛雅文字只是一种“象形图画文字”。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诺罗索夫找到了破译玛雅文字的正确轨道。70年代,学者们终于基本成功地破译了玛雅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