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词感伤的心理解析

纳兰词感伤的心理解析张秉戍被誉为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的词，悲抑低徊，苍凉伤感，即所谓“哀感顽艳”之作，这一特点是为人所共识的。对于纳兰词表现出的这么深浓的伤感，人们也早已多有论及，比如，作为纳兰的第一知己、最亲密的朋友顾贞观便在《纳兰词·原序》中称之...     

满堂:昔日皇族聚居地

满堂一词在汉语中往往寓意富足吉祥,如“金玉满堂”“儿孙满堂”.在沈阳市浑南区世博园附近就有一处名为满堂的满族乡,聚居此地的居民不仅以满族为主,其中还不乏清朝皇室贵族的后裔.康熙年间,努尔哈赤六子一脉由京城重返故里为先祖祭守福陵,满堂这个荒沟便成为了清朝宗室皇族聚居之也.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清代,京师是满族的聚居区,其地域文化受到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影响。北京话,是经过满族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方言的文化结晶;旗人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开创了“京味儿”文学流派;满族在京剧和曲艺等北京传统表演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方面贡献良多;满族的习俗曾给予北京文化以熏染;而昔日满族人的性格气质,也在当下北京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留有烙印。     

“贵族”乱弹

曾几何时,“贵族”在中国还是个谈虎色变的玩意。它常以“老爷”这个词为后缀,为20年前的百姓们口诛笔伐之对象。而今不但有自诩“贵族”者,且堂而皇之地有贵族俱乐部、贵族学校、贵族游艺场乃至贵族系列的推出。有人惊呼在中国已出现了一个“贵族阶层”。贵族究竟是个啥呢?贵族在西方往往指的是爵位的高贵和财富的富有,强调外表的优雅和举止的脱俗。真正的贵族气质,当体现在一种不骄不媚、不狂不傲的精神内涵,即使拥有富有财产也尽力追求一种高素质的人格品性。它有别于小人得志后的自鸣炫耀,有别于乞丐发迹后的一掷千金。就这些意义上而言,称某些暴发户为贵族,是否有点抬举他们了?在中国一些款爷们的心目中,“贵族”是皮尔·卡丹服装,老人头皮鞋、人头马路易十三洋酒等等代名词。在今天这个时代,金钱已成为许多     

纳兰与况周颐“艳词”格高韵远之特质探蠡

有清一代,"艳词"的内涵特质一度成为词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清初纳兰性德以"独抒性灵"、比兴寄托的理论和创作,有力地奠定了"艳词"格高韵远之特质的坚实基础。纳兰借艳词抒写真实的人生况味、悲痛的生命体验和坎坷的心灵历程,故其词往往笼罩着一层哀艳凄绝的感伤色彩。迨晚清常州词派之况周颐,以"艳词"写沉痛而融摄"重、拙、大"之旨,其词融家国身世于一体,而又出之以旖旎温黁之笔,不仅丰富了"艳词"的内容含量,且再次充分展现了"艳词"格高韵远之美感特质。此外,两人的词学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揭橥了清代词人努力将"艳词"回归正统文学阵营的自觉意识。     

“百姓”溯源

该文试从语源学的角度对“百姓”一词的词义发展作以勾勒。“百姓”一词的核心语素为“姓”,而姓在周以前就是族的标志。因此 ,“百姓”的最初义当为“百族”、“百族长”。在战国以后 ,随着有姓贵族的没落 ,姓不再起区分阶级的作用 ,“百姓”亦从代指贵族的百族长而转指一般民众     

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再认识

本文联系中国社会的性质来探讨民族文化的传统。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渐进发展中的贵族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强固结合,贵族官僚的独占统治,宗法制度、宗法关系下王权、族权、神权、文权的紧密结合和改良维新式的发展道路,构成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以身心内外谐调为自由的人生价值观,人伦本位的文化结构体制,“和为贵”的思想模式,三位一体,渗透于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文章还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加以探索,从史官文化复盖了巫官文化,百家争鸣而归于儒家一尊以至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最终形成中,进一步论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并就其在现时代的发展前景作了预测,阐明了我们今天对待文化传统的应有态度。     

古代日本“家人”的历史考察

古代日本“家人”一词包含了良民与贱民两种身份.作为良民的“家人”最初主要指家族成员,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以后,逐渐成为侍奉平安时代贵族的随从与家臣的称谓.作为贱民的“家人”虽然在律令之外的史料中几乎没有记载,但户籍中出现的奴婢一词包含了“家人”和“奴婢”.     

清代科举制度对满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影响

清代科举制度对满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尤其突出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域上。关外皇太极时期的开科取士,促进了辽东汉族的满化,推动了关外满族文化的发展。满族入关后与汉族一体使用汉文考试,是关内满族走向汉化的重要标志。而吉林、黑龙江地区由于长期禁止科举考试,则出现了长达200余年满族文化的繁荣。     

后金政权的特点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现在辽东的后金政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奴隶主贵族,从掌握管辖建州卫女真的权力,扩大为割据辽东的地方政权;第二,这个政权出现后仅仅经过二十年,又演变成为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蒙古等族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割据东北的地方政权。后金政权之所以具有这两个特点,是因为它割据辽东之前,女真族各部一直处在明朝的有效管辖之下,并同汉和蒙古等民族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是,苏联的所谓汉学家齐赫文斯基等人,却把后金政权说成独立的“满洲国家”①。故意回避女真族与汉族和蒙…     

论黑龙江满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与利用

满族是黑龙江主要世居少数民族之一,满族文化是黑龙江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开展了抢救满语资料、研究满文档案的民族文化遗产拯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满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仅靠学术界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及全民的参与,从而形成持久、广泛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以确保满族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工作长期有效的进行.     

失败的集权与立威--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从清末满汉权力格局的角度考察，载沣驱除袁世凯是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亦是少壮派满族王公逐渐集权的必然举措。载沣驱袁的态度与理由发生过明显的转变，最终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是载沣在与其他清廷高层各派系博弈下有所妥协的抉择。驱袁后，载沣并未真正实现集权，他的统治权威非但没有通过驱袁树立起来，反而招致了清廷朝野内外各政治势力对其统治能力的质疑，并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满文档案与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

作为满族的故乡,黑龙江拥有丰富的满族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数以万计的满文档案,忠实地记录着清代黑龙江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历史,对于清史满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黑龙江满文档案是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资源宝库,开发利用其所蕴涵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边疆文化的内涵,促进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     

试析满族歌谣的流变及表现形式

满族歌谣是满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及其先人的口头诗歌创作。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满族人民中世代流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满族歌谣的流变及其表现形式走近这个民族,对其做近距离的关照并与其对话。     

历相三朝的满族耆宿——马齐宦海生涯的若干特点

马齐是清前期满族大臣中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身经顺、康、雍、乾四朝 ,亲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始终保持高位 ,在康雍年间长期担任首席满洲大学士。本文拟从马齐在仕途中的起伏得失 ,在康雍乾三朝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与康雍乾三帝的不同关系 ,其才力、处事风格对仕途的影响和他之所以得到诸帝保全的原因等角度 ,考察这位满族贵族在官僚体制与专制皇权的束缚控制下 ,显赫却又无奈的宦海生涯及特点。     

Xiuyan County Full of Colors and Looks

<正>Editor's words: Xiuyan is the Manchu autonomic county in Liaoning province. It is an ageold town with long history of Manchu and is famous     

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

本文主要依据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六十年(1721年)的满文奏折及雍正朝相关满文档案,参酌汉文文献,并进行了实地踏查与民间采访,基本廓清了北京昌平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的原貌、演变及其文化价值,纠正了《清史稿·允礽传》的记述错误,填补了清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     

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

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