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

目前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于土地征用、城镇改造、移民安置、劳资关系、环境污染、国企改制、资源开发等领域,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钱权交易、治安恶化和官员腐败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西部地区以维权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巨大规模、暴力倾向、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以及政治诉求的强化,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针对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定位准确,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善于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疏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大力进行社会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应急和善后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学视角看,我国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性的。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矛盾加深,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政治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社会政治生活面临一些弊端,一方面削弱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政治体系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效能。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体系。     

我国群体性事件存在的原因与解决路径

在我国新旧体制交替、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社会整体结构转变的背景下,人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不得不使利益主体和利益客体之间要进行博弈来获得有限社会资源的归属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威胁,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构建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与社会的安全是分不开的,安全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桥梁,有利于预防和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从群体性事件看民间组织的功能逻辑与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各种利益主体分化组合,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出现多元化需求,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就是集中的反映,社会需要新的组织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基于民间组织在防控群体性事件中具有促进利益诉求、政治发展、利益协调和制度创新等功能,可以构建民间组织发展的政治、法律、政策、体制和管理等具体路径。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反映与利益调适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进入高位运行的凸显期,是公众以环境利益受损或预期受损为直接诉因,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整体反映。在公众环境忧虑普遍的情况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综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动因,解决环境恶化、经济与环境对立、公众环境权利不足、生态文化滞后、人与人不和谐等问题,不断调适公众利益需求,有效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和社会安定。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发展政治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对策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基于发展政治学的视阈,分析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转型是其时代条件;社会发展不均衡是其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偏差是其文化条件;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条件。要治理群体性事件则须采取以下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建构服务型政府;提升公民政治素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构和完善制度平台,形成利益协商机制。     

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校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频发态势,对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危害极大,如何加强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成为当前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而今,有些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还存在着政治观和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合理利益诉求渠道不顺畅、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不力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应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利益诉求、网络舆情监管等方面加强建设.     

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及预防处置策略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究其源头有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也有当事人法治意识淡漠的主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致使一些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由小事情演变成群体性大事件。虽然其呈现多发性态势,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但它不是要推翻党和政府,而是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与养成,完善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化解制度,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才能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及时处置。     

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防控研究

彝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除具有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盲从性强、行为激化等特,点。本文通过对彝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现状分析,揭示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根源除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外,还受彝族习惯法、家支文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民族关系的影响,提出充分发挥彝族家支和德古的作用,积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