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适时将部分治理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应该协调配合,以集体身份和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应该加强对新兴大国的外交力度,携手稳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西方理论构建世界国家的幻想和非现实性

国际政治现实的演化使"世界国家终将实现"这一终极论断遭受重大挑战。该文试图借助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等概念来讨论世界国家无法形成,认为认同的形成机制是有限的互动,在微观层面上限制了世界范围内集体认同的形成;情感因素带来的群际内偏私、群际间积极区分和外群体偏见,则在宏观层面上限制了集体身份的边界,世界范围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无法建立使世界国家无法形成。从现实意义来看,一种相信西方自由主义能够产生世界性国家的幻想得以被击碎;从理论意义来看,该文重新理解了集体认同的形成机制,重新界定了集体身份的内涵与边界,并将社会心理学的成果引入集体身份效用范围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 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

<正>【内容简介】本书从全球治理的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四个维度衡量全球治理的转型,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低碳经济大国,已经成为全球低碳经济格局重要一极,改变着全球区域气候治理格局。中国奉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使全球治理价值观更加多元。中国在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积极倡导金融与气候治理的结合,其地方政府也以独具特色的身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基于身份认同的人文湾区建设路径探讨

身份认同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或价值的归属,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繁荣发展,是塑造和丰富湾区共同精神价值内涵,助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身份认同建构受制于外在决定因素及表征机制。共建人文湾区关键在于交往实践中稳固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路径包括：重塑文化共同体及其身份表征、丰富基于集体记忆的认同实践、探索并改进湾区故事叙事策略、文化赋能基层协同治理新模式。     

再论历史流传物 ——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 ——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战争与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考察

一直以来,在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阈中,对军事力量的追求是国家对安全和权力最大化追求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安全程度和权力大小也在军事力量的层面上获得统一,军事力量也因此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构成和象征.长久以来存在的将军事力量视同大国权力象征与安全保障的倾向,实际上暗含着大国通过战争崛起的逻辑,以至于大国被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应该说,军事力量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负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地位既靠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赢得,也因它的过度使用而丧失.如果说,从大国的崛起方式和挑战国意识中可以找到大国崛起与战争相伴而生的国家单元层面的原因的话,那末,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分析路径出发,新兴大国的崛起将既是体系结构变革的产物,同时它又必然导致现存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引发持久的权力转移,其间必然伴随着大国冲突和战争.应该说,无论是从单元路径还是从结构路径出发,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持以下观点正在崛起的国家大都有奉行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倾向.同时,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将招致国际体系的震荡不安.     

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关系

与欧洲、北美及东南亚相比,有着深厚经济合作基础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步伐却进展缓慢。从深层次文化根源来分析,该区域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淡漠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使得强调文化和认同的建构主义有了充分的解释空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只有建构集体身份才能保证持续的、真实的合作。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呈双向互动关系,集体身份的建构对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有重要的影响,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能够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     

跨层级认同:汉族族群身份的情境性研究——以江西傩艺人族群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例

江西傩艺人汉族族群身份的认同有其特殊性:需要特定情境来唤醒。唤醒情境的建构以族际文化的比较为表现形式,并以民族文化认同的整合为深层动机,这与以地方性家族宗族文化为核心表述的江西傩戏惯例性情境存在着文化观念上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江西傩艺人的族群认同体验出现了跨层级认同的情境性特征。江西汉族族群身份认同现象的情境特殊性,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研究及国内本土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建构提供某种范例启示。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美国制度霸权的张力

随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讨论美国霸权的衰落与新兴大国的崛起问题,考察美国在继续维护其霸权地位、应对外部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张力就成为了一个新课题。美国制度霸权的这种张力主要包括霸权国对规则体系的支配力、体系应对挑战的补偿力,以及输出预期效应的导向力。新兴国家寻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应对制度霸权的张力时要做好长期而有效的针对性工作。     

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

世界大国兴衰史表明,历史上那些能够担当重任的大国,都曾经以一种先进的合社会化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大国形象”则是指现时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当代条件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法功能和效力的揭示

19世纪,欧洲列强为争权夺霸而粗暴践踏国际法,这导致国际法功能与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制约。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列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有力抨击,揭示了国际法应该具有的功能和效力：强调以国际法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以国际法规制西方列强的国际行为;以国际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国际法创设新的国际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自信、智慧与担当

人类历史上，很多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因为大国权力更替而往往发生战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这一“陷阱”，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进而在联大演讲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质上，“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历史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集中阐释，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开出的一剂良方，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自信、智慧与担当。     

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历史理路、现实审思与未来走向

国际合作成为全球化时代传染病治理之必需。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经历了1851—1947年的兴起与初步探索、1948—2002年的整合与快速发展、2003年至今的改革与结构性调整三个阶段。目前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单元层次的“不合作难题”久而未决,国际公共物品的“成本承担问题”日益突出,国家治理能力上的“南北差距”难以弥合,多维度下的“协调难题”长期存在,观念层面的“认知困境”无法突破。着眼未来,应深化国际合作机制改革,充分体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抓住关键环节,着力打造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的核心能力;理顺各类关系,明确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的思路方向;重视案例研究,推广新发传染病治理的成功经验。      

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目的、途径与价值

国际合作作为一种行为、过程和理论,将逐步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中心。构建合作理论,首先必须明确该理论的目的、途径和价值。西方主流合作理论主要从体系层次出发,认为国际合作的目的在于维持并固化现有的等级体系,并通过国际权力结构、制度和文化促成合作。中国的合作理论综合多元层次,认为国际合作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国家能力,更在于融入体系,实现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的辨证统一,并通过内部建设和外部进程促成合作。中国国际合作的价值贡献体现在:合作应该成为一种世界观;合作需要内外兼修;注重进程,进程中的学习、尊重、信任和集体身份等为国际社会的进化与国际体系的和平转换指明了道路。     

历史观照下的大国成长逻辑:一种基于俄国崛起的解读

该文基于对大国概念再定义,验证了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通过考察俄国崛起的史实,证实了大国崛起是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统一的观点。但是,对大国崛起的合秩序性成长提出了质疑。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