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基于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此外,我们还得到东道国外债规模均会弱化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要素成本、OFDI与中国产业“空心化”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的背景下,要素成本上升是否通过OFDI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国内制造业产业的“空心化”风险？采用2004—2017年东部沿海11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研究要素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空心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确实会引发产业“空心化”,且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重要推手;要素成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剧产业“空心化”风险;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最大。应科学调控生产要素成本,重点推进中国制造2025,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产商融”三位一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     

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28个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以地理、政治、经济与技术距离四个维度为主要内涵的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我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政治距离、经济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呈U型关系,而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考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把有限的外汇资源投向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就特别的重要.本文基于三种比较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的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进行分析,并做出了一定的建议.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能力的实证检验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 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欧盟区域一体化给东亚合作带来的启示

欧盟与东盟是处于欧亚大陆的两个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欧盟作为欧洲一体化现阶段发展的最新形式,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成功经验,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合作绩效,值得东盟以及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学习和借鉴。对于东亚来说应优先考虑经济领域的合作,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逐步削减或取消关税,东亚地区真正实现自由贸易,互惠互利、双赢共存。政治领域应着重加强中日合作,加快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步伐,共同致力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当前中国与东亚国家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全球化的加深,使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合作的趋势加强。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促使了东亚国家有了对这种变化的应对成本的考虑,大多国家选择了可替代策略,进而遏止中国的发展。由于该地区本身面临一些传统的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中充满不确定因素。     

东亚国家城市化模式比较及其启示

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东亚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东亚各国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地理环境等条件不同,其城市化模式和特点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总体看,日本为高度集中型城市化,韩国为大城市主导型城市化,朝鲜属于政府控制型城市化,而蒙古则是一种畸形的过度城市化.各种模式均是在各自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文章重点分析了东亚四国的城市化模式及其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几点启示.     

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

东欧中亚国家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阶级结构的变化便是这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推动阶级结构发生改变的诸多因素中 ,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所确立的目标模式以及所推行的实际政策和具体操作方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今天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面貌可以概括为 :两大基本板块 (即“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二元格局 )、四个主要阶级 (即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雇佣劳动阶级 )。无论是就种类还是就属性而言 ,这些社会集团时下都带有鲜明的转型社会的特征。     

亚洲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

虽然亚洲落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但它们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改变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解决难题,迎头赶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抉择.因此落后国家要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全人类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加强经济、政治实力的措施,创造繁荣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最终摆脱落后状态.     

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职能变革研究

文章旨在对东亚国家（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变革进行研究。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东亚国家（地区）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功能侧重于经济领域，故着重研究了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其特征、成因、积极功能、消极影响、转变方向以及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希望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借鉴和帮助。     

从东西方比较看东亚国家社会保障的同质性

人生面临的风险以及影响人生风险的因素在整体上具有相似性,但人类化解风险的机制却会因相关影响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与欧美国家相比,受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现实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深刻影响的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制度形成目的、建立原则、覆盖对象、提供主体以及发展动力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恰恰体现了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质性。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与本土心态

作为汉语世界里的一种话语生产，东南亚华文文学难免受到汉语母体文学（古典或现代）的影响。从历史的层面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初期阶段基本上是以“侨民文学”的形式发展起来。过去东南亚华文文学曾经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是尚未具有主体性的侨民文学，因此中国性的展现是非常自然的。从中国飘洋过海而来的祖辈们把“中国”的记忆传递给下一代，并且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以致东南亚华文文学始终无法抛开与中国文化藕断丝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