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事裁判权对清末律师制度的影响

外国列强在华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对我国清末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使当时的中国律师业呈现出很大的独特性。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论析

近代国民外交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主要体现为工商界、教育界和政界等的外交参与活动,具有临时性,即因事而起的特点;其方式相对温和、目的过于理想化;国民外交组织也比较松散,组织性较差。由于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制约,国民外交对于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它的价值和真正意义在于:它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近代民族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前期日本的文化外交

明治维新后,日本希望通过开展与欧美强国的文化外交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从而达到“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二战期间,文化外交演变成为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有力工具。日本分别从理论上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精神上用宗教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人民的目的;以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     

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十九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近代报刊将报刊评论引入中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诞生,并出现了报刊评论文体——新文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报刊评论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得到很大发展,为二十世纪报刊评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

与中国近代启蒙社会文化思潮不同,近代启蒙文学思潮兴盛较晚,同时其科技、政治及伦理诸层面的觉醒也呈现为共时性存在,以互缠互动的审美方式推动着启蒙意识逐步深入,并在深层文化结构上与五四启蒙思潮相接续。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启蒙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 ,同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 ,社会主义启蒙取得了最终胜利。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启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启蒙历程包括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四个发展阶段 ,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联系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成为可能。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无论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还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二十世纪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之下，传统历史学已无法维系长期延续的正史格局，呈现出繁复多变、一波三折的态势，其间发生的结构性、实质性转换可能迄今尚未消歇。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回顾和省思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坎坷行程，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启蒙大众与清末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

大众启蒙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交织是清末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知识阶层在日趋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文化觉醒,促成了清末大众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个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新式传媒与藏书楼、阅报社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艺形式既是开启民智的手段,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为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近代转型开启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     

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变

美国劳工外交思想在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一次重大转变———从坚决反对美西战争到积极支持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其转变的原因是,主流工会最初反对美西战争,是担心战争会增加工人的纳税负担,他们尤其担心美国在战后会获得殖民地,造成大量移民从新获取的殖民地涌入美国抢夺本土工人的工作机会;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后来支持威尔逊政府的战争政策,是因为支持美国参战有望换取政府对工会的承认和支持,也有利于将劳联的经济工联主义推广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显然,无论美国劳工的外交理念在这20年里如何改变,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经济工联主义的原则。     

20世纪初新学浪潮下的社会主义

20世纪初,在新学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从世界发展趋势上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是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充满着中国文化特色。     

20世纪初新学浪潮下的社会主义

20世纪初,在新学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从世界发展趋势上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是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充满着中国文化特色.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视阈下的新疆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势,尤以民族危机、边疆危机为重。报刊杂志作为这一时期的媒介主导,登载了大量研究新疆的文章。其内容极丰、涉域极广,从着力陈述到献计谋策,时人藉此为平台呼吁和推动人们对新疆的关注、重视与开发,谨愿挽救国之危亡。     

20世纪初美国的大国合作外交及其国际联盟计划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国与国之间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使伍德罗·威尔逊相信,19世纪末20世纪初存在一个真实的国际利益共同体,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联犹如街坊邻居.出任总统后,威尔逊在豪斯的协助下,将自己的国际利益共同体政治理念付诸国际关系领域,推行大国合作方针,最终形成国际联盟计划.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

本文着重探讨从中国戏剧本体生发出的现代性追求,认为只有将２０世纪中国戏剧视为一个从悠久的戏剧传统延伸而来的整体,其中的现代性才能得到充分揭示。从这个整体看,２０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表现为启蒙话语的楔入,更表现在以“新舞台”为代表的现代剧场运作方式的出现,以及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中“剧”的重要性超过了“曲”,戏剧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戏剧家在创作与演出过程中不断开拓戏剧表现空间,表现出了更强的主体性等方面     

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中外文学的互动

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它指涉的是异质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态势。在 2 0世纪 ,当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积极作用力的时候 ,中国文学也对前者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反弹。就此看来 ,2 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这一话题 ,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何种现实语境上接受了哪些影响和以何种结构层面怎样接受这些影响的实证研究 ,而且也应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与外国文学的频繁的遭遇中获得的新的想象和创造 ,它对外国文学的反馈和回赠 ,以及它怎样在与外国文学的深入交流的背景中就共同的文化、文学命题与后者进行的一致性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