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化代宗教"的策略.这种研究模式几乎主宰了三十年来的宗教研究论著,但是也呈现了宗教文化的化约论、功能论以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知识论倾向,最后以"弱文化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失.人们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文化,但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宗教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具有彼此认知的义务,它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宗教文化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社会化",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才能进入公民文化的建设领域,并且,宗教文化只有获得公民文化的身份,才能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     

郭嵩焘与"夫人外交"

郭嵩焘于1878年6月19日在英国伦敦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行了盛大茶会,这是中国开展"夫人外交"的开始.郭嵩焘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夫人外交",其原因一是出于外交礼仪而回请西方各国官员,再一是他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但是,郭嵩焘的行为却受到了清朝守旧派官员和国内舆论的攻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唐代"入冥"题材小说与冥界观念的演变

唐代"入冥"题材的小说发展成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题材的作品包括"泰山巡游"、"地狱巡游"以及其它形式的"冥界游历",反映了唐代丰富的冥界观念.关注此类作品既有助于深入研习唐代小说,亦有益于探究唐代的宗教与文化现象.唐代"入冥"小说在不同阶段具有相异的特征,基本上与当时的宗教理念和小说发展趋势相合,折射了文化观念与宗教理念的演变与递变.     

以"正义观"界定的美国新保守主义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在于对某一特定"正义观"的坚持.这种特定的"正义观",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独特性之所在.正是对特定"正义观"的坚持,才使得美国新保守主义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虽经历了从民主党到共和党的重大转向,却始终作为独立于两大党主流的"少数派"而存在.这一特定"正义观"包括两个层面和一个扩大,即在认同正义层面强调犹太-基督教宗教认同;在分配正义层面坚持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则直接导致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正义主体范围的扩大.这种扩大给新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根本影响在冷战之后随着美国"单极"霸权的到来而凸显出来,并成为解读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带有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倾向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的"矛盾"外交政策探析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加入了美英主导的针对新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涉及新中国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巴基斯坦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究其原因是由于巴基斯坦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其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大方针决定的.巴基斯坦的这种"矛盾"的外交政策对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新闻界与"知情权"运动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新闻界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在与政府保密行为斗争的过程中,美国新闻界通过出版论著、建立组织,将"知情权"由一个概念、宣传口号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知情权运动",进而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确保这一权利的落实.     

北洋政府"维持外交"论析

北洋政府前期实行"维持外交",基本因袭晚清在外交路线上的旧传统,奉行"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外交指导思想,采取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其实质就是一种"妥协"外交.这一外交策略的实行,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对其后的外交政策也有重要影响.要客观公正的评价北洋政府前期的"维持外交".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