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与信息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寻访、 认定和坐床考实 廖祖桂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7月3、4日发表文章,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坐床问题进行考证,指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寻访、认定和坐床,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和宗教仪轨有秩序地进行,但每个工作步骤和关键问题都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灵儿的认定,给予批准,免予掣签,准予坐床,这在法律上已确认其地位。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体现了中央的权威和对西藏的主权管辖。     

吴忠信与西藏

吴忠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共八年(1936年8月～1944年8月),他通过对西藏制订治藏法规、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理九世班禅喇嘛返藏以及灵童转世等活动,对西藏的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祖国怀抱里的小活佛

1995年12月8日,西藏佛教界举行隆重仪式,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仪式,按照历史和宗教仪轨,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益格曲增殿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小的班禅,也是最小的转世活佛。国务委员李铁映和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主持和督察了坐床典礼。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我国藏传     

论十四世达赖在青海转世的历史原因

1933年(藏历第十六绕迥水鸡年)10月30日,在西藏执政38年的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圆寂了。次年,西藏噶厦政府派三路人马分别到青海、西康及藏南寻访转世灵童。经寻访人的艰苦跋涉,严格挑选和各方的大力支持,1935年5月5日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今平安县)祁家川一户农民家庭的拉木登珠被选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39年12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西藏主持达赖灵童掣签坐床仪式。1940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1940     

热振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遴选及坐床

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遴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热振的地位举足轻重,贡献很大。他之所以主张以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并主张不用掣签,既是出于巩固和提高自己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权力与地位的考虑,又与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及内地的主张有关。他先是提出由蒙藏委员会驻藏代表张威白参加坐床大典,随后欢迎中央大员吴忠信入藏主持,并协助吴忠信完成了对转世灵童的认证和坐床。这一切,热振基本上是按照旧例办理的,其权力与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六世达赖仓洋嘉措的寻访、认定及坐床

六世达赖喇麻仓洋嘉措在西藏的政治史、宗教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 ,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浪漫主义诗人 ,同时还是西藏上层统治者与和硕特部落上层封建领主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本文主要就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的寻访、认定及坐床作了详尽的介绍     

中央政府与历代达赖喇嘛关系述论

13世纪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辖。自清朝起至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止,中央政府是通过扶植与支持西藏宗教与行政领袖达赖喇嘛(还有班禅喇嘛)来管辖西藏地方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各任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都是拥护祖国统一,服从中央的统治。只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挟持与支持下,才走上了与中央政府相背离的流亡道路。     

从达赖喇嘛的名号、册封、坐床及亲政看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

“达赖喇嘛”是西藏佛教格鲁派中最大的一个活佛,也是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并非从格鲁派一创立就有了的。“达赖喇嘛”这一名号在西藏佛教史上的出现,乃是在格鲁派创立以后169年的事。这个名号的正式确立,又是在75年之后的1653年由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自此以降,凡达赖喇嘛逝世,其转世灵童的寻访、确认、坐床以迄亲政,均须经历代中央政府批准和委任,否则便不能行使其职权。本人试从五个方面略作叙述,以就教于方家。     

论黄慕松使藏

193 4年初 ,黄慕松受命赴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成功地举行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 ,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 ,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黄慕松使藏是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同意中央派员常驻拉萨。自此 ,英国也随即调整了对藏政策 ,中英在西藏的角逐趋于激烈     

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西藏时局风云变幻,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疏远,然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西藏积极联络,关系得以改善.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次年,国民政府遣使黄慕松进藏追封、致祭达赖喇嘛,黄慕松在藏积极活动,妥善处理诸多事件,增进彼此了解,开启了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新纪元.     

近代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及与藏传佛教的联系——兼述十三世达赖与日本人的关系

19世纪以后,日本人开始进入西藏,并与西藏地方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文章对日本僧人及特务在西藏的活动进行了介绍,并对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作了探讨.     

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析论

1925年,朱绣记述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是由于联豫亲自和派员检查达赖行李所致.笔者翻检相关史料,认为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及达赖第二次出走,实则为清廷对西藏治理思路措施的变化与达赖对清廷西藏治理措施不满之结果.     

“卫藏战争”与七世达赖迁居康区

18世纪前期,西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代表前藏势力的阿尔布巴、隆布鼐等杀害代表后藏势力的康济鼐而引发卫藏地区之间的战争.这是西藏农奴主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地方政府统治权而进行的内战,不仅对当时的西藏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康区的重要原因.     

准噶尔问题与康雍之际西藏管理体制变革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联合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西藏,成功驱逐在藏准噶尔军队,西藏纳入清朝版图。事后清朝谨慎探索治藏政策,西藏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清朝深知西藏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的重大影响,因西藏长期置于青海和硕特部控制而无法直接管制,驱准保藏的成功则给予清朝难得的机会。为使西藏免于准噶尔的再次侵扰,清朝先是巧妙安排废除汗王制,打破达赖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汗王协同管理西藏的结构,代之以噶伦管理藏务直接对清负责,之后扶持康济鼐代清主政西藏。     

浅析达赖转世的“常态”与“非常态”

达赖喇嘛为西藏两大活佛之一,在藏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明清以来历届政府均对其高度重视。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英国驻哲孟雄的行政长官贝尔随即入藏,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充军队,疏远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西藏两大宗教领袖失和。现任达赖系第十四世,因分裂失败而流亡国外。虽然一直不能回国,但即便其圆寂于国外,第十五世达赖的遴选亦不可避免。譬如前一段时间,达赖集团就提出了在世转世的说法,其目的当然是挑选更为合适的分裂祖国的继承人,但由于其毕竟打着宗教的幌子,我们还是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给以回答。因此,加紧对相关问题特别是达赖转世制度的研究,对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抚远大将军奏折、奏议评介

一 1717年,准噶尔军攻入西藏,废黜西藏王拉藏汗和因拉藏汗擅立而没有得到青海和硕特部支持的入世达赖喇嘛.夺取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之权。当时与准噶尔部处于敌对关系之中的清朝为了将准噶尔部的势力从西藏驱除出去,于1718年派遣色楞、额伦图率所部军队入藏,但不久便在准噶尔军的攻击下败北。消息传来,康熙帝惊愕不止。同年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巨大影响,其发展进入一个艰难曲折的阶段.民国前期,一方面是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疏离,与毗邻省区发生多次冲突,导致川藏、滇藏交通沿线城市出现衰落;另一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开始在拉萨等城市推行新政改革,由此促进了西藏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有所修复,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有所加强,除拉萨以外,部分重要城市也有所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区域一级中心城市,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基巧所在地为二级中心城市,以大、中宗豁为三级中心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从而为20世纪下半叶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称的由来

达赖喇嘛 西藏宗喀巴创立的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达赖,蒙语,意为“大海”;喇嘛,藏语,意为“上师”。明万历六年(1578年),明朝蒙古族顺义王俺答汗邀请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宗喀巴第三辈大弟子锁南嘉措,到青海仰华寺相会,俺答汗赠锁南嘉措为“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明万历八年(1580年)俺答汗尊锁南嘉措为达赖喇嘛。万历十五年明朝又封锁南嘉措为“朵儿只唱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前二世是追认     

试论二世土观阿旺曲吉嘉措的历史贡献

青海佑宁寺著名僧人二世土观阿旺曲吉嘉措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清代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他一生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佑宁寺发展的贡献,他担任该寺法台期间,大兴讲修之风,是佑宁寺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之一,后来罗布藏丹津事件中佑宁寺等寺院毁于战火,也是在阿旺曲吉嘉措的努力周旋下才得以重建,保住了安多地区格鲁派的法脉传承;二是阿旺曲吉嘉措驻京供职期间,以政府代表身份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积极协助达赖坐床事宜,返回京城后受封为“禅师”,向政府进言有关藏区事务的建议,成为中央与地方交流的桥梁,为清政府加强对青海、西藏等地区的管理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代西藏地方官制简述

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官制始建于元代。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八思巴受元朝中央政府之令,作为政教合一的首领管理西藏地方。到十八世纪前半期,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经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后,西藏政教合一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元1751年,清廷中央颁“藏内善后章程”,进一步明确规定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握西藏要务的体制。民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干扰,中央政府派驻的西藏办事长官滞留印度数年,西藏地方官制则沿袭前朝变更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