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论觉浪道盛的“庄子托孤”说

明末僧侣觉浪道盛著有<庄子提正>一书,认为庄子虽然诋訾尧孔,却实以"正打旁敲"的方式矫正儒家弊端.其著书立说也意在辅助六经,以阐发"慎独"、"致中和"之旨.道盛甚至提出,庄子的真实身份乃是儒家孤脉的传承者,他不得已寄身于道家,意在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来传承和光大儒家宗脉,此即所谓的"庄子托孤"说.身为江南明遗民的"导师",道盛提出"庄子托孤"说,其实暗含着明遗民存孤救亡的志向,也因此在遗民中引发极大反响.然而,道盛以庄子为儒家教外别传的观点,实为唐代之后以儒解庄思路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且作为一种"六经注我"的阐释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庄子>本义,但由于在阐释过程中注入了强烈的生命体验与主体精神,从而使得<庄子>焕发出另一种鲜活的生命力.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天籁与独化——庄子的"相对主义"考辨

现代哲学史家多将庄子归为相对主义者,但这种解释既与庄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不相称,也与《庄子》的文本不合。本文通过对庄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天"、"天籁"的考察,认为判庄子哲学为相对主义乃出于误读,这与庄子吊诡的言说方式易遭人误解有关,而更重要的是郭象的"独化说"所造成的影响,而郭注对于《齐物论》中"天籁"概念以及"自己"一词的解释是其关键。     

日本近世通俗文学中的《庄子》解说——以《田舍庄子》为例

中国古代经典《庄子》曾远播日本,并形成跨领域、多形式的《庄子》诠释传统,近世通俗文学作品《田舍庄子》即是其代表之一。《田舍庄子》无论在思想主旨还是在文学表现方法上,都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由此展开其对《庄子》的独特解说。作者佚斋樗山从"造化"这一概念入手来把握《庄子》,将其主旨理解为"任造化"而"安职分",并以此为核心阐发了"至乐"的快乐观和"无心而自然应之"的技艺观。这些解说大体符合《庄子》原意,但也有所改造。佚斋认为庄子是"圣门之别派",试图化庄为儒,这在中国本土有其思想渊源,不过,其实质却走向了引儒合庄。     

庄子“彼是方生之说”正义

"彼是方生之说"是《齐物论》特意点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对理解庄子思想极为关键。然而,历代注《庄》者对这个命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大多数人往往把"彼是方生"等同于"彼此方生",把"彼是"等同于"彼此",从而为把庄子归为一种知识论意义的相对主义铺垫了道路。这种解说模式不仅不符合庄子原文的语境逻辑,也不符合庄子思想的根本精神。事实上,"彼是方生"是庄子探讨心物关系的哲学命题,它与《齐物论》开篇提出的"吾丧我"及篇末通过庄周梦蝶而点出的"物化"一线贯穿,是理解《齐物论》进而理解庄子整体思想的重要线索。无视这一条线索,庄子注定会沦为各种知识论解说的牺牲品。     

论王夫之解《庄子》方法

王夫之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庄子亲作,在他的庄学专著《庄子解》中,始终以内七篇的思想为研究视域和判断基准,注重保存庄子思想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在解《庄子》方法上,他善于总结庄子说理过程中的方法、规律,并化为己用,运用了"连属其意""自说自扫"和"格外相求"三种阐释原则具体展开论说,认为解《庄子》者应注意到《庄子》各篇内质精神之贯通,提出"庄老有别",庄子甚至可以自成一派,在一定程度上统摄百家.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古籍标点注释辨误四则

辩证先秦古籍标点、注释四误:(1)陈鼓应先生注《庄子.人间世》"栎社树"曰:"以栎树为神社",误。社乃土神,古无祀树以为社神之礼。(2)郭彧先生标点《易.系辞传上》讲《乾卦》上九爻辞一段话为:"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错。此系不了解《易》六位之义而致。(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二年:"宋祖帝乙,郑祖历王,犹上祖也"为"宋以帝乙为祖,郑以厉王为祖",误。帝乙、厉王为宋、郑祖之所出之王,而非二国之祖。(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拔旆投衡"引黄承吉说云"拔去旆,又拔去衡",错。衡乃古代战争重要构件,是不能拔去的。     

《春秋》“微言大义”与《庄子》“寄言出意”辩示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春秋》《公羊传》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魏晋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他们的解释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是“六经注我”的典范。董仲舒认为《春秋》有“微言大义”,郭象认为《庄子》“寄言出意”,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微言大义、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而与常言常义相分。微言、寄言,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真假、实虚、有无难辨;大义、出意,即孔子、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微言与大义、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在解释方法上,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孔子、庄子之意;在解释效果上,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的孔子、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从"濠梁之辩"到"渔樵之隐" ——论恽寿平鱼藻图中的庄学意蕴

《庄子》是乱世中明遗民思想的寄托。遗民画家恽寿平熟读《庄子》,在诗词题跋中以庄论画。恽寿平将庄子的"濠水之鱼""相忘之鱼""逍遥之鱼"等"鱼"意象融入他的鱼藻图中,以庄子的"濠水之鱼"自比,借庄子的"相忘之鱼"以期摆脱困境,通过庄子的"逍遥之鱼"追求渔樵之隐,进而寻求身心的自由与解放。作为遗民群体的代表,恽寿平在面对国家覆灭以及个人生存价值重新定位的时代变迁当中,通过饱含丰富庄学意蕴的鱼藻图,进一步抒发了遗民群体的抑郁之情,为逐步走出精神困境展开了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太虚即气"之"即"当为"是"义考论——对牟宗三解读的反思

牟宗三将横渠"太虚即气"之"即"诠释为"不离之即",引发了诸多争论.无论考之于用字习惯、理论目的,还是历史阶序,这个"即"都只宜断为"是",意即"太虚"就是"气",将横渠学理定性为气本论,在学理上没有违和感.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楚地巫风与屈辞“寓言体”考论

《庄子》"寓言"本义是"藉外论之",即借他人之口发表言论。与戏剧"代言"有别,"寓言"是借人物之口言己之意。屈辞虽是屈原抒发情感之作,但不是直抒胸意,而是借人物之口抒怀达意的庄子式的"寓言体",比如《离骚》通篇神人自述,《招魂》主体部分借巫师之口以招魂,《卜居》《渔父》直称"屈原既放",类似"庄周梦蝶",直接将自己变身为情节人物以抒怀。《庄子》、屈辞多用"寓言"体,与楚地巫风、巫艺的文化浸润密切相关。其后赋作中将作者自己置身于情节中的"自嘲""辩难"等体式,均可视为屈辞"寓言体"的流风余韵。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庄子·外物》"两陷"解读

《庄子·外物》中的重要概念"两陷",并非指"陷入利害两端",而是指陷入是非善恶两端的价值偏执,从而造成选择上的困境.庄子试图消解善恶是非观念的偏执,"不谴是非",摆脱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虽然满足了一批隐逸之士的精神需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和谐的社会秩序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关系为基础,只有重树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价值信念,才能真正解决"两陷"问题.     

王夫之通解庄子"两行"说及其现代意义

儒道两家既对立排斥又吸收融合的现象,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明末的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痛斥佛老,甚至指责陆王的言论是打着儒家的招牌,实际宣扬佛老的邪说,乃真正冒牌的"异端".一方面批评宋明儒的"出入佛老"不过是"互为缀合"以相糅杂",所涉并不深.至于他本人对佛道的态度,则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并且付诸实践,他不但遍注群经,同时也注解老庄、法相等佛道的经典.藉注解的方式,发表他个人的哲学思想,又因为他特别推崇庄子,既注解庄子,又作<庄子通>,认为庄子之学可以另立一宗,不但有别于老子,也与佛法迥然不同.本文的解读,正是希望藉船山解<齐物论>来认识庄子的"本来面目",以及庄子不同于老子的"两行"说的妙处.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庄子"无为不治"思想简析

从《庄子》全书的总体内容看,"上无为而下有为"的思想不是庄子的思想,它应该是夹杂在《庄子》一书中的其它思想流派的东西——是儒家的甚至法家的南面术,与庄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庄子的思想应该是"无为不治"。建立在"无为不治"的思想基础上,庄子对仁义,即通常的社会规范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庄子·秋水》"望洋"新诂

庄子·秋水》中的"望洋",或作"盳洋"、"望阳"、"望羊",以"望羊"为正体,历来解为仰视貌或远视义.现代则多认为是联绵词,在词义上或袭取旧说,或通过系联同源联绵词求得许多以不明为义核的新解.但集中剖析此词从上古至后世的诸多用例,即可知它不是联绵词,而是以偏正结构喻指眼的一种病相,即眼白多而偏下、瞳仁小而偏上且不转,并都作谓语,不修饰动词.故"望洋"本义是定睛上视貌,引申为定睛高远视义,指有心志、抱负者眼相.《庄子·秋水》"望洋"今皆误连"向若而叹",其实当连上"目"而成"目望洋"句,此"望洋"用为本义.《庄子·秋水》中此句描绘河伯肖像,寓意深刻."望洋"之所以长期得不到确诂,是由于词义训诂只释名而不解物,也是对联绵词的误识与误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