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战略构建与重点任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重塑边疆社会运行方式、强化边疆治理并补齐战略短板的关键引领和战略支点。为探析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在剖析我国边疆治理史的基础上,梳理边疆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双重基本要素,结合“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以宏观视角探索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落实新型区域治理为导向,基于制度、理念、组织与资源多层面协同思想构建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基于“三元”空间发展系统,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多维防护、多方联动四个重点任务。     

国土空间治理与央地协同：基于“区域—要素”统筹的视角

明晰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立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应用“区域—要素”统筹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土空间治理领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动的基本逻辑与纵向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提出“区域—要素”统筹是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搭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关键,进而在“区域—要素”统筹的理论框架下提出旨在“区域功能有序”的央地协同机制和“要素有效管控”的央地事权分工方案。未来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权责清晰,形成各级政府权责分明的制度化分权模式;底线思维,加强中央政府对安全风险与空间结构的底线管控与局部聚焦;协同共治,以自然资源管理为支撑的区域统筹治理将成为央地协同的重要途径。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拓扑空间的“一点紧化”新定理

本文得到了下述较为整齐的结论:当拓扑空间X是T_i空间(i=2,2 1/2,3,3 1/2,4,5,6)、直至度量空间时,X的“一点紧化”空间都是T_(1 1/2)空间,且这里r的T_(1 1/2)不能改进为T_1。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A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框架,对S省A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景下,“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理规则虚置化。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秩序的“犯罪化”调谐

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转。法治机器通过对外界环境的信息处理和内部协调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控制。立法机关的“犯罪化”是其典型表现。“犯罪化”过程是各个环节间信息的动态反馈过程 ,反馈充分才能确保良性互动 ,反馈渠道受阻则会引起系统运作失灵 ,从而导致秩序失调     

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先秦两汉空间观与权力的空间化——从“空”、“宇”、“天”的语义演变到“天下”观念的构建

考察"空"、"宇"、"天"等与传统中国空间观念密切相关的汉字在先秦时期的造字本义和语义演变以及先秦两汉关于"天"及"天下"的观念建构,可以发现,先秦两汉空间观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具象实践到抽象理论再到权力表征的发展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秩序逐渐被纳入空间认知中,空间秩序、空间关系逐渐成为权力的表征,尤其自秦汉始,权力的空间化不仅体现为帝制中国的疆域扩张,亦表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秩序,并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尤其是传统文学、绘画艺术的基本内容、表现方式乃至审美批评。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边疆研究视域下的“中原中心”与“天山意象”

古代中原士大夫、文人墨客往往基于“中原中心”思维定势,通过诗词等文学作品对西域、辽东等边疆地域进行丰富的想象和勾画。这种想象力被运用到西域,结果产生了“天山意象”,即西域被想象成异质的、荒蛮的乃至动荡的空间。所以,唯有破除“天山意象”,以边疆地带为边疆研究本位,站在边疆的立场体察边疆,而非仅仅从中原的视角俯视边疆,才能将边疆地域破碎的事和人连缀成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进而勾勒出一副包括边疆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历史画卷。     

“开放空间”：居民参与治理的社区会议实践

有社区工作者说，开一次大型的居民会议，其组织工作是非常繁重的，眼下“听招呼”的居民越来越少，而在会议上居民们能够做到遵守秩序就谢天谢地了，如果这个会议要持续两天，其难度便有些超乎想像……     

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结构下的边疆治理经验

清朝在入关前即统一了漠南蒙古,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乾隆朝大一统时,清朝疆域内的藩部相比清初更多,故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有所强化。清朝在直省和藩部地区推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即在中原直省地区总体实行府州县体制,在西藏、蒙古、新疆等藩部地带大体实行具有一定自治权的特殊体制,如札萨克制、噶夏政府制等。通过研究清朝在藩部地区实行不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治理疆域时,不仅要因地制宜,也要因时制宜,以确保政策顺应历史趋势。     

《边疆服务》与服务边疆——基督教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记录

为有效推进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创办了《边疆服务》期刊。该刊以引起国人重视边疆、关心边胞为宗旨,主要刊载边部同工对边民的认识、对工作的研究性文章;选登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在边地领导边民实际服务官员的文章,介绍他们对边政、边民生计、边地医疗卫生等边疆问题的研究成果。刊物还介绍“边疆服务模范人物”事迹,选登政府有关边疆工作反应及对时局的意见。该刊是边疆服务部在抗战时期活动的重要历史记录,是认识中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珍贵文献。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社会转型期法律治理的心理基础——转型期社会“有法律无秩序”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体制的急剧变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意味着社会秩序控制机制的转型,"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必然成为人们最明智的选择。为克服"有法律无秩序"现象,应当通过以利益均衡为基础回应型法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和法律适用行为"合法性"的建构,使法律治理获得社会心理的普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