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时代下的积极老龄观：演进脉络、内涵要义与实践优势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昭示着中国开启了长寿时代,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也是积极老龄观新理念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积极老龄观既融入了长期以来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国际共识,更凸显了中国语境下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老龄观无疑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重要转向,其中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和怎么干的概括凝练。当然,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将面临着结构、视角与公共的三重持续挑战。为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与总体框架,最终彰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国力量。     

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已成为政府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在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供需不匹配、协同治理主体间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借鉴共享经济中的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基于SFIC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框架。在这一治理框架下,政府可以采取转变治理理念、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拓展多主体治理联动共享机制,以及强化协调和监督机制等策略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实现中国健康老龄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面对日益发展的人口老龄化 ,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健康老龄社会为世人所关注。为此 ,结合中国实际 ,提出实现健康老龄社会的理论框架 ,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实现健康老龄社会的制约因素 ,并基于此阐述了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各个层面实施介入的建议     

STS观照下的老龄化:经验与启示

全球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这种势不可挡的人口结构变革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应对的社会挑战,也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国家早于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他们创造性地融汇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各要素于一体,通过运用科学技术辅助支持老龄人口生活,对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解决好人口老龄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应当给予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未富先老"的特殊性以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在科学处理老龄化问题中的运用,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以期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协商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模式,对其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农民主体性视角,构建"协商议题—协商策略—协商效果"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安徽省滁州市T县三个村庄的典型个案为例,通过案例比较方法,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党委引领下的协商平台作为组织基础;"外源—内响应有效—温和"模式的协商议题设置;协商策略与协商议题不断相互匹配的协商过程。整体看来,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模式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而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策略—议题匹配性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效果。     

论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老龄人力资源是宝贵资源,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开发适合老龄人力资源从事的产业和职业;开发服务老年人的产业。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研究老龄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有着现实意义。文章最后讨论了如何开发老龄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习近平关于老年志愿服务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

习近平关于老年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主线，将老年人视为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满足老年群体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诉求，有效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助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价值导向。该论述对老年志愿服务的战略定位、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及功能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科学回答了中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应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来发展老年志愿服务的现实问题，展现了独特的人民性、时代性与文化性特质，对实现老有所为，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志愿服务赓续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内生性能力不足的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性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合作性乡村治理以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为前提。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重塑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信任机制和公共领导力,这对促进多方参与的合作性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联合党委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村民生产生活目标、企业的营利性目标、基层政府的公共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利益联结。本文由此尝试构建了“组织重塑—利益联结—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实现合作性乡村治理要注重组织基础,通过组织重塑合理界定与规范基层政府利益、尊重与实现企业利益、保障与发展村民利益,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带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构筑多元一体和互利共享的利益实现机制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