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地区特点与中国的中亚能源外交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量较为丰富,地条件优越、地政治的总体态势比较有利于中国,同时坚持“友邻、安邻、富邻”的基本方针。中亚各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局势动荡、经济上的脆弱性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内忧外患,要求中国在能源外交中应注意其政局走向。并且在能源外交中应坚持“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原则,中亚各国在外交上以平衡为核心,要求中国在能源合作中以多元外交为实践原则,这是各国坚持平衡外交的必然性,中国需要把中亚国家的多元外交作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影响变量分析

随着政党政治的普及,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的广泛认同。国际形势、经济全球化、政党发展的自身逻辑、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宽广胸怀、国家总体外交策略等是影响中国政党外交的主要变量。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宽广胸怀在政党外交,特别是在政党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高度一致的能源共生关系,共生理论对于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当前面临重大挑战：美国是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外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地缘政治博弈是其首要内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基本因素。现在,调整中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打造合作共赢的共生环境,提高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风险应对能力、创建多元互助的共生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完善力度、建立协调联动的共生单元,成为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保障能源合作安全、应对能源合作挑战的必然要求。     

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和中亚国家同为转型中的国家,面临着发展和稳定两大问题,都在加快制度变革,实现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积极扩大各方面的合作领域,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双方有合作的基础和意愿,在“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下双方关系深化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也为双方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提供了机制和平台。目前,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历史得失与政策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外交方向,其中政党外交发挥着特殊作用。本文回顾了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南亚政党外交的历史得失,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东南亚国家特殊政党政治生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并从政治观念与国家利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制度化途径与领袖魅力等三组平衡关系出发对中国同东南亚的政党外交提出政策建议。     

和谐世界视角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

政党外交是新时期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注入了新内涵。在继续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同时,我国政党外交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以创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双方克服困难,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走向合作共赢。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动力既来自彼此的利益需求,也与当前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有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践行与理论特色解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方略的内外融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聚合体倡导建立全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时代大趋势,始终以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目标,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全方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化体现,是中国梦的全球延伸,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及认可。     

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政府适时抓住国际社会变化新趋势,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谋求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命运共同体作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梦想,是世界不同性质、不同大小国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和包容互鉴的文明观。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始终践行着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赋予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深刻的国际外交价值,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大国对中亚的争夺

由于国际政治多极化及全球化的日益推进 ,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其他交往中构成了国际相互作用的结构或者体系。中亚问题已经成为多极化政治在国际上的体现。中亚国家独立以来 ,不同势力展开了对中亚的争夺 ,具体表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美国、欧洲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在中亚的介入 ,这些国家或势力以不同的战略目标、不同的态势进入中亚 ,在独立 1 0年来不同时期中亚国家的外交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亚的争夺战中越来越侧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共同嵌入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新动向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