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着两种幸福观的差异,甚至将这种差异扩大到综合论与理智论之间持续不断的理论论争,往往纠结于哪种幸福更重要和根本。这种论争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细致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缺少思想史的考察和整体的判断,并不能凸显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置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德性伦理的理论背景中考察,又能够放在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对现代规范伦理的理论反思中凸显复兴德性伦理的幸福意蕴,会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根本特点,体现出他所特有的"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亚里士多德“幸福”之可能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其中他的幸福观是其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他把“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幸福在于德性,实践性的现实活动;指出中道原则在实现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太理想化、圣化。不过,其幸福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善”思想研究

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其关于"善"思想的研究有诸多的论述,文章通过考察"善"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概念变迁,分析亚里士多德"善"思想的精神特质,"善"思想的形而上学意义和"善"思想的实践意义,最后对亚里士多德的"善"思想进行总结与反思。     

亚里士多德闲暇观解析及启示

对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进行分析,指出其闲暇观与其幸福观紧密相连,从闲暇与幸福、闲暇与节制、闲暇与财富、闲暇与教育、闲暇与消遣等多重关系中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自足的、节制的、符合适度原则的沉思活动,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对现代社会人们追求闲暇幸福的生活有诸多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两种论证思路及相互关系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阐述是从目的性和功能性两条路径来展开的。在目的性论证中,他将"善"界定为人们所欲求的目的,如果仅从欲望这一角度来理解"善",一般的"善"和具体境遇下对我而言的"善"就会存在分裂的可能。在功能性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善"的本质表述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用德性限定了欲望的合理性,使对我而言的主观准则上升为绝对的客观法则。通过德性中道,人们维护了合理的欲望,并免于成为他人的手段而保证了自己的目的性;相应地,也促使个人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合理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德性与善也就有了内在的关联,"目的善"与"功能善"也就达到了完全契合。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人的活动“需要内驱律”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异同比较

人的需要与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人的活动"需要内驱律"立足于哲学领域解释了人类实践活动发生过程中实践活动与需要的本质关系和内在必然联系,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基础上剖析了人的需要的层次性,但是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都是以推动人的活动行为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为最终目的。     

“针对人的”论证与“人身攻击”谬误

黄展骥关于“人身攻击”的合理和不合理的 (谬误 )区分的观点 ,有人提出批评 ,认为黄扩大了“人身攻击”的原有外延 ;在理论和实践上行不通 ;主张所有“人身攻击”都是谬误的。但是 ,无论从“人身攻击”的语源 ,还是从对“人身攻击”的“传统”理解以及当代学术界的最新研究看 ,将“人身攻击”视为当然的谬误是成问题的。“针对人的”论证与“人身攻击”谬误应加以区分。黄展骥所用的“人身攻击”实际正是“针对人的”论证。人身攻击论证的评估具有语境敏感性     

亚里士多德“善”问题的研究

"善"是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善"包含丰厚的思想意蕴。本文试着从"善"的内涵及类型;"善"、德性以及幸福之间的关系;"善"的评价及其理论现实意义等三方面内容展开阐述。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人的幸福是合乎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只有合乎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是最好、最高尚、最快乐的活动.     

老子与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之比较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将"自然"概念作为各自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二者都对"自然"做出各自的规定,尽管他们的规定有些许相似,但存在很大差异。作为东西方哲学早期的两位代表,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哲学思维格局与思考重心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灵魂 ”定义的困境及其出路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 概念在哲学史上以及在当代心灵哲学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他的灵魂定义似乎包含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阿克里尔（Ｊ．Ａｃｋｒｉｌｌ）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他的灵魂定义包含着逻辑矛盾,并且与他的质料形式理论不一致。本文重新梳理了阿克里尔的论证,归纳和评价了亚里士多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主要解决方案,并提供了对灵魂定义问题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新解释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定义没有逻辑矛盾;定义项中的“身体” 代表的是“第二潜在性”。“灵魂”概念是一个目的概念和原因概念,即灵魂是从质料之中发展出来的,它就是身体的目的和完善性,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本原。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跟一切与物理主义相兼容的当代心灵哲学理论是不相容的。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

"善"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至善和幸福。在他看来,"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至善,那就是幸福。人的合乎"善"的行为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承认、尊重万物的目的并追求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与描述目的是指导人们能过上一种合乎德行的幸福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探究

教育思想、教育方法 ,既有历史的沿袭 ,又有时代的特征。但是教育理论的精髓 ,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无论是中西方都是一脉相承。文章拟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观”的三个重要命题出发 ,对亚里士多德零散的教育观加以归纳与整理 ,以期能对当今教育实践 ,特别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有一些启示。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之意蕴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人之功能的最大实现;幸福本身即是完满的、自足的、固有的、本己的,且难于被剥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本质在于德性,而有德的实践活动是通达幸福之途。围绕着幸福,亚里士多德着重论述了它与善、最高善、外在善、德性、思辩、中道、快乐等的相互关联与有机作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过于理想化,过于“圣化”,过分被渲染成难以达至,有了些许“阳春白雪”的味道;但对于我们而言,其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客观的且有益的人生感悟与幸福感言,是可以触及的。     

从“对象化活动”到“实践”概念

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概念,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实践概念的认识却并不科学,并不完整。马克思早期使用了对象化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以实践概念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的,因此,有必要比较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揭示马克思从对象化活动走向实践概念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且科学把握唯物史观的本质。     

非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论证”

论证概念是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辩理论的核心。将论证理解为语义学概念还是语用学（辩证的）概念是非形式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分水岭。对论证理解的逐步宽泛化，本质上就是对它不断增加功能性内涵，以使其适应更广阔的论域。所幸的是，与北美日常英语不同，汉语中的“论证”没有否定性的意味，这就使得日益丰富的论证概念可直接被应用于汉语日常论辩。     

“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的人”和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的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人”这一范畴。“现实的人”作为历史范畴,至少包括实践性、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历史性等特征。它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共产主义学说的前提和落脚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有机统一。对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探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人的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人的现代化”是指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使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乡村振兴与实现“人的现代化”两者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乡村振兴的行动基础。在乡村振兴过程实现基层农民群众“人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方面探讨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农民主体性、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