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视角下网格员队伍建设研究——基于温州市瓯海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考察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温州市实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办法,是将城乡社区和街道划分成为单元网格,并由网格员进行基层服务管理,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网格员作为离群众最近的基层工作人员,不仅对社区网格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应急管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尝试在应急管理视角下探讨温州市瓯海区网格化管理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路径研究。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疫情防控中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逻辑、机制与优化策略

基层应急社会动员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社会治理调档切换至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加强和完善基层应急社会动员体系和机制建设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和重大疫情防控的内在要求。基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场景,对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现实逻辑进行阐释与解读,对其工作机制与运作模式进行探索与梳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层应急动员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完善优化策略,以期为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深入研究以及指导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借鉴。     

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探索——基于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视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为社会工作指明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需要从四个方面提升服务能力以迎接社会治理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即保持与国家政策需求的匹配性、深度融入社工服务机构、全面掌握专业工作方法、具备帮助服务对象的同理心等。对此，高校需要围绕着扎根城乡社区的基层服务能力、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服务能力和适应不同群体的个性化服务能力等三个方向着力，使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担负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责任。同时，高校应当在推进专业教师与社会工作的深度结合，完善社会治理课程建设、提高实践教学力度等途径方面切实提升社会工作研究生的社会服务能力。     

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

乡村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是直面自然灾害的关键主体,其表现出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关系到灾害治理的成效,但是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怎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答。本文通过对2013年遭受芦山地震冲击的四川雅安农村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志愿精神是提升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成分,而社区政权参与是链接社区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     

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究

亲邻党建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社区与邻居单位党组织共建,促进资源整合,壮大社会组织数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当前如何破解亲邻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社区治理服务水平不高、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单一等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聚焦社区治理的问题,分析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意义以及探索亲邻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新路径,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甘肃城乡社区治理多措并举

甘肃省各地把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作为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健全党委政府主导、社会多元参与的社区共治机制,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优化的思考——以河南省Z市为例

自2018年中央改革组建应急管理部以来,应急管理体系改革推动基层不断增强应急管理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社区作为社会的“末梢神经”,是应急管理工作的最前沿阵地,基层社区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第一道安全阀。但是,当前城市社区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导致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困境。本文探讨当前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基于多案例比较的“三社联动”社区韧性分析与优化

“三社联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呈现出了一定的治理效能。文章以疫情时期我国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管理机制创新为背景,以多个实践社区管理的“三社联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社工助推型”“政府主导型”“数字嵌入型”模式从稳健性、冗余性、连通性三个基本韧性属性进行案例分析和描述性解读,探讨得出三种模式均存在着韧性缺失困境,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即完善属地责任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重视数字技术运用与应急管理培训、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圈层协作:尺度政治视域下全国性应急防疫的治理逻辑

国家治理是对具备复杂性的地理社会空间进行的系统化、整体化的全局运作。各尺度治理单元依据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形成了特定的“圈层结构”。在防疫应急治理中，面临着疫情防治与社会风险防控的双重治理任务，且双重任务目标都是在特定尺度的地理空间内实现的。国家、市域与社区三种尺度的治理单元需要发挥互动协作作用。以此为鉴，文章认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需要发挥各尺度治理单元的治理效能，有效地建立起适应各尺度治理单元运转的治理共同体。未来应当按照“圈层协作”的思维谋划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网络流行怨语视角下佛山社会管理创新刍议

伴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民意表达的声音此起彼伏,来势汹汹。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必须转变思维模式迎接正面民意,而不是简单压制民意。新媒体时代,通过搜集并整理民间怨语,对于调查社会心态,听取民意,进而引领、疏导民意,调节社会情绪,是一条难得而有效的途径。网络社区怨语与现实社会管理的交叉研究无疑对佛山市转变社会管理思维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

加强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建设,是提升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严峻态势的需要,也是塑造清朗网络空间、切实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各级党政机关面临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舆情监测、预警、引导机制不完善,舆情预案演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建设力度,从监测预警、引导处置、预案演练等方面入手,构建立体化舆情应对长效机制,以提高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监控引导力,保障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     

主题·问题·破题:社区精准治理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市L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化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完善社区精准治理机制既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准回应广大城乡居民需求、精准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目前,社区精准治理机制在主体上存在治理能力不强、在客体上存在需求导向不够、在方式上存在协商协同不足、在工具上存在掌握运用不力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推行区域化党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关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等六大措施来破解这些问题,从而推进社区治理的精准化.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征及调适对策

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反映真实社会心态的“晴雨表”,它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具有如下特征：公平正义成为普遍诉求,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消极社会心态蔓延,社会心态呈现阶层对立。因而亟需关注和调适公众的社会心态。应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维护社会公平;坚持与民众有效对话,摆脱信任危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网络舆情趋于理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社会成员的认知水平,这对于衡量、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令,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