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8年—2019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削弱了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消极惰性与积极惰性,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削弱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消极惰性与周边地区的积极惰性。则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的结果则不显著。     

老龄化时代的中国服务业发展

基于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老龄化显著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通过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阻碍作用,但在东部地区产生促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老龄化通过劳动力禀赋、消费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抑制作用,但通过投资需求产生促进作用;老龄化通过消费需求对生活性服务业产生抑制作用,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产生促进作用。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水平较高和城乡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老龄化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有所减弱;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发展阶段,老龄化阻碍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亦有缓解。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应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加快资本技术对劳动力在服务业领域的替代,缩小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进而实现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3年—2016年京、沪、浙、粤四地区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方法测算了四地区的环境效率,并通过区位熵估算了四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然后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回归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改善环境效率;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不同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越高,其对环境效应的正向影响就越大.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市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时间惯性”，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周围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则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城市等级规模有关，在特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而在其他类型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以四大城市群为例

文章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利用我国四大城市群的59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研究结论是可靠的，但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进一步从区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作用阶段和极值点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从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基于内蒙古10个盟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以内蒙古2004—2013年10个盟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及各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采用虚拟变量法深入分析地区经济圈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地区经济圈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要以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要重点发展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逐步规范房地产业,明确地区经济圈产业定位,逐步发挥地区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