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悦对荀学的接受与转化

在儒学暗淡的汉魏时期,荀学依然发挥着影响力。作为荀子的后人,荀悦在谶纬神学流行之际,继承其祖遗风,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与东汉流行的“天人感应”说进行整合与重建,主张破除迷信、重视人为,体现出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挺立;他主张“尽心力、任天命”,提出“三势”说,对荀子的“天生人成”思想进行转化应用;其“刑礼兼”的礼法并重的观点,则直接继承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可以说,荀悦的思想乃汉魏之际荀学发展的典范。     

论明代沈鲤的政治人生

万历时期,沈鲤曾经两度入仕,先后官至礼部尚书与内阁大学士等阁部大臣,然又两度辞官归里。文章通过对沈鲤政治人生的具体分析,认为沈鲤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士大夫,虽有美好的政治愿望和人格,然在与君主私利、内阁同僚以及言官、宦官等诸方势力的博弈中,最终走向失败。     

翰林院与明代政治探究

翰林院在明代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翰林院和内阁的关系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内阁是在翰林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翰林院的限制,发展成内阁的储相之所,内阁学士是翰林升迁的主要途径和出路。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翰林官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剖析朝政,从而影响到明代的政治。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论明代政治民谣的传播特性

政治民谣包括风谣与具有政治预测性的谶谣.明代社会问题凸显,这给民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借助这些民谣,可以侧面反应明代社会现实.明代政治民谣具有传播者的不确定性、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传播效果的双面性特征.在社会舆论监督中,政治民谣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而且有些民谣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也有待考察.     

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

立储之争是明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储君，明代的皇帝、后妃、官僚、宦官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种角逐，致使很多有政治才干的人因谮而谪外，破坏了明代政治的安定，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明接榫与文化疏通：王恩洋荀学研究

民国荀学研究当有王恩洋先生的一席之地。王恩洋荀学研究看似属学案体式,实则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与文化关怀,已然具备了现代学术视野。其研究构成了文明接榫与文化疏通两大学术景观,融摄了中西横纵向比较与中国哲学古今比较两大学术论域。从文明接榫角度观之,王恩洋从中西经验论映照与比勘维度,得出了荀子是中国二千年前之经验哲学大师的结论,实含有将荀子思想与世界文明接榫的学术意旨。从文化疏通角度观之,将荀子置诸先秦甚至中国哲学史中定位,辨通儒佛,引佛论荀,融摄孟荀,以孟荀合观的研究视域,从义理研究与训诂梳理、学理分析与情理共鸣、阐扬其长与不避其短三大维度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实含有还原荀子与文化疏通之学术目的。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荀学“天人合一”思想探讨

荀学体系中的多个命题包含"天人相分"思想,但其真正目的在于证成"天人合一"。否定思孟学派"心性合一"的认识论致思模式,荀学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中寻求论证。"心物之合"的本质在于从结果上论证二者之合产生的概念、思维等如何有效地反映客观实际;"性伪之合"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内部的合一,在自然之"性"与后天之"伪"二者之间实现相互沟通与化成;最后达致"天地人之参"的世界之"合"境界,这是荀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真义。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边疆安全、边疆开发与明代中朝交往的互动

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明代中朝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建设,为双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安全及物质上的保障。而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融洽,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与开发程度。这一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明代中朝两国之间,而且在古代东亚世界的邻国交往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论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文化特征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古代罗马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文化发展的政治性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大力扶持作家的创作,提倡文化活动;另一方面,文化活动则把政治作为主题.文化活动在树立奥古斯都个人的权威,确立罗马对世界的统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政权庇护的结果,同时也是罗马取得世界霸权这一政治事件的文化反应.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漫谈南明时期的钱币

"南明时期"这个概念,有几种不同的断代方法,有的专指崇祯失国后南方六王陆续活动的时间,始于清世祖顺治二年(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1645年),止于康熙二年(韩王朱本铉定武十八年·1663年);有的把下限延至康熙二十年(吴周洪化三年·1681年)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在昆明破城后自杀;有的还把下限延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降清,台湾归顺.     

明代军解研究

明代的军解是承担徭役的特殊人群。为解决贯穿王朝始终的军士逃亡问题,明廷主要采取"实行伍"的"清勾"与增加兵户数量的"充军"两种办法,而军解就是承担军丁解送工作的人户。军解主要由民户担任,在解送正军的同时也要佥解军妻,基本原则是一军配备两名军解。虽然军解是按照户等进行佥派的,但没有统一机构负责,采取的是军卫和有司分别管理的方法。作为清勾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军解受其影响而存在着远调之苦、吏弊之害、重勾之累和制度之扰四大弊端。虽然有识之士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一些因应之策,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弊端。     

明代土兵述论

明代的土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制度的崩溃是明代土兵得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兵发展表现为土兵数量大、民族构成多,战斗力强.土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