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后GDP时代,居民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通过编制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海岛舟山群岛新区的600名渔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影响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7个因子和总体幸福感的6个维度的路径分析,搭建了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模型,同时就海岛地区如何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长春市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的临界分析

结合长春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运用动态房价收入比和月付收入比法,对居民的商品房购买能力进行了估测.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最低10％人群甚至包括收入最低40％的中低收入群体应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同时,当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的比率不突破4:6时,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会冲击现有商品房市场.     

保障性住房的公共交通建设研究

当前随着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如何解决入住居民的出行难问题是建设中的重点。本着方便居民出行的原则，结合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出行特征，提出保障性住房交通配套设施构建的方法；以重庆公租房项目为实例进行研究，为保障性住房的配套交通设施建设提供基础。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测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着眼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进行幸福感研究对于我国居民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出应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采用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为响应“建设幸福广东”的“十二五”目标,采用追踪研究法,跨越4年时间,获取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对幸福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居住地环境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结论对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具有指导作用。     

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维分析及政策意涵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上岗社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深莞两地的调查

关注在岗社会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有利于社会工作者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实证研究发现:深莞社工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但还需要从结构上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个人情况与自我建构方式对社工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支持成为社工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工作者应该正确定位职业角色,政府与社会需要加大对社会工作者的支持力度,防止职业倦怠感的渗透,提升上岗社工主观幸福感.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多重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

休闲活动状况、公共生活以及社会比较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08年CFPS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休闲活动对于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某些休闲活动对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其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公共生活作为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不应该被忽略;社会比较对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十分显著的解释力。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与研究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本研究 以绍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EdDiener的生活满意度量表、Kanunann等人的情感量表对233名大学生进行测评,借以探讨绍兴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发现:(1)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略高于中等水平,性别、家庭收入因素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2)家庭收入、家庭背景和消费状况等因素对生活满意维度产生影响;(3)性别因素则对消极情绪维度产生明显影响.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追踪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追踪研究法,基于4个时点、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纵贯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稳定在3.2分左右(5分满分)。排除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和获致因素(婚姻、学历、职业、收入)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乡村社区环境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究环境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对学界研究社区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关系提供研究依据。采用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及量表统计的方法,对福州市晋安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福鼎市及永泰县的乡村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2个维度的感知情况入手,对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感知中的“生物多样性及景观”“水质”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环境感知中的“村庄风貌”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人工环境感知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感知和人工环境感知都会影响乡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且自然环境感知对乡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态保护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依旧应当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N市为例

老年人以往常被视为信息化社会的边缘群体,但近年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微信的广泛使用带动了老年网民的大幅增加。基于提升全面幸福感和老龄社会不断深化的双重背景,本研究对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16名在N市居住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3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中,仅有一个维度即微信的信息联接功能和服务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 197**,p <0. 01),而娱乐消遣、自我呈现和生活服务等功能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回归性分析表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身体状况和家庭结构,微信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仅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