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论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何干之在其参与"论战"的著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对中国社会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贯通古今的认识。这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深入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供了历史依据,对今天科学地认识"论战"也有诸多帮助。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成书于抗战时期,该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积极准备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苏论战”到“中国道路”--《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评介

对“中苏论战”的探讨,长期以来是个敏感的话题。《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一书是探讨中苏论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得力之作,探讨“中苏论战”的缘起和实质,研究“中苏论战”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影响,指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显著创新性。     

论二十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二十年代初,在中国的思想界,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文人、思想家,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或者中间派都亲自参加或密切关注着这场论战。中国传统的东方文化和近代输入的西洋文化,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令人眼花缭乱地在论战中发生了一场总撞击。人生观论战,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那么多人并使参战者久战不疲,在众多的战线上摆开了战场?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着怎样的位置,对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转变起了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和教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简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次大论战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曾经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理论性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众多的学者和所谓学者热烈、持久的论争,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回顾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中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用意,对加深第二次大论战的理解是有启发作用的。     

简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次大论战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曾经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理论性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众多的学者和所谓学者热烈、持久的论争,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回顾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中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用意,对加深第二次大论战的理解是有启发作用的。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     

村田雄二郎的清廷国家观述论

堪称当代日本中国学代表的村田雄二郎出版了大量涉华著述,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对鸦片战争至清末的清廷国家观的变迁做了阐释,由"天朝定制"、"家国同构"、"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等论点构成了其理论架构,与我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相比,角度新颖,确有可借鉴之处。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的立场也不乏偏颇之处,作者在对其批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涿鹿之战”中的蚩尤

文章简介了蚩尤在古代文献中的形象、历史上对蚩尤的争论,回顾了蚩尤在当代被列为与炎帝、黄帝并列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过程。指出一些地方为使当地更快发展,在开发、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兴起争中华民族“先祖户口”这一不利于学术研究的风气。一些在位官员和当地学者苦心寻找“证据”,请些社会文化学者,开研讨会、高层论坛,认定当地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这种超出学术研究范围的活动大有发展趋势,以致同一位先祖的发源地竞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故提出中华民族传说祖先只能以“先祖文化”来弘扬,倡导“先祖大家祭”的开发思路和方针。     

何其芳文学创作风格转变原因探微

曾以诗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享誉中国三十年代文坛的何其芳 ,虽不能算是文学大家 ,却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备受读者的青睐 ,甚至对不少文学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其芳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对于他的转变有人认为不可理喻 ,但只要对其生活经历加以考察 ,并结合文学发展的背景 ,就不难找出其风格变化的原因     

《儒林外史》新议

《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它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富贵功名"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复古"倾向的理想主义者,遭遇"一代文人有厄"的时局,所以小说更多对"风尘恶俗"的讽刺与批判。《儒林外史》不仅为明清二代的"儒林"写照,而且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写心。它是我国第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命运及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的小说,它"足称讽刺之书",是我国社会小说的开山之作。     

程瑶田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

学界（包括汉语界和外语界）对清代著名学者程瑶田的研究显得较为沉寂，这与闪烁在他头上的诸多光环很不相称。文章尝试述介程瑶田的学术成果（主要是《果裸转语记》），解读他的作品在当今语言研究中的价值，特别是他所论述的转语之理据，为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所论证的“像似性”提供了中国式的佐证。文章还藉此重申:外语界不可仅将目光放在外国学者及其论著上，也需认真研读我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以进一步繁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科研景象。     

缅怀改变我人生志向的导师--何干之教授

回忆老一代理论家何干之教授1948年在老解放区华北大学培养研究生的经过,说明何干之教授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阐述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和治学要领,反映我国两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坎坷之路和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