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价格改革下的利益再分配研究

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源价格改革在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中央政府、资源产出地、资源生产企业成为改革的主要获益方,居民、资源短缺地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平衡资源价格改革收益、破除行业垄断、提高居民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以抵消改革后物价上涨的压力是资源价格改革重要的政策配套。     

“结构—过程”视域下项目进村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项目进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结构—过程视域,对黄牛养殖项目进村过程中村集体面临的双重困境进行了分析,发现双重困境背后存在结构性错配,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村庄回应视角下项目进村的路径优化探析

项目进村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项目实施成效。基于村庄回应分析视角,从项目进村中村庄对项目诉求的感知、与各个主体的认同构建以及实施主体间的共同行动三个回应过程,深入分析Z省W村改善项目进村实际效果的系列行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提升村庄回应能力优化项目成效,需要以项目技术治理作为项目落实的基本遵循、调动村庄内部力量作为实现项目进村利益多赢的有效渠道、增进村庄内部的信任联结作为项目推进的有力保证、发挥乡村非正式规则对项目进村的优化作用。     

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

治理和善治可以被作为一个民主的管理体系来加以分析,就像民主一样,治理和善治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化的空间之上,公民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其中。随着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具有内在关联性,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不足影响了其在政府走向善治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政府必须从多方面为扩大公民参与创设有利条件。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成功度研究——基于政府介入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协同作用

基于政府介入视角,以213个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调查问卷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政府介入度与项目利益分配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及二者对项目成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介入度与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协同显著影响项目成功度,政府介入度介于适中的强度下,最有利于项目成功。其中,政府对项目的支持力度显著正向影响项目成功度,政府对项目的审查力度与项目成功度呈倒U关系。政府介入度显著影响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最终得到利益分配方式在不同政府介入度前提下的优先选择顺序。     

“新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

与以往所研究的“经营村庄”不同,“新经营村庄”以项目治理为导向,运用“经营”的行为逻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逐步加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进程是项目进村的制度背景,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运作构成“新经营村庄”的体制性内涵。通过对村级组织经营行为的考察,从项目开源、优化配置、资源援引、产业提升的经营路径剖析“新经营村庄”的“新”经营和实践样态。研究发现,“新经营村庄”是一种以项目为要素并耦合村庄公共利益的经营行为。村级组织通过引入项目资源并以村庄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的“项目-治理”的治理逻辑,能够再生产出村庄治理效能、产业发展、公共利益,从而实现村级治理组织化、产业发展持续化、公共利益取向化。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基于部门利益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与思考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表现。究其原因可追寻到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问题。部门利益的固化与扩张,带来横向的部门财力割据,主宰了政府财政分配的权力;加剧了纵向上的财力上收,使地方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改革决策与行政不分的行政体制和零碎化的财政分配方式,破解部门利益切割,就能有效实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基于产出与消费视角的理论经验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及其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是近几年来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客观来看,贸易总量的失衡并不意味着贸易利益分配的失衡.通过对1978 - 2007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的分析及估计发现,中美贸易使双方均获得正的总利益.但是,中国居民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产出利益而损失了消费利益,美国居民则刚好相反,并且在美方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时期,美国居民的个人总获益要高于其顺差时期.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近乎同等幅度地降低双方的贸易利益.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无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一味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方都是无益,甚至有害.     

中国民族地区工业效益的问题与提升对策

最近几年中国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但是,总体上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是比较低,主要是依靠政府投入形成的以资源开发及以初级产品简单加工为主的资源型产业,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既不平衡又不协调.为提高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综合效益,需准确定位主导产业、结合创新与增强竞争力提高工业经济效益;扩大就业与制定民族利益分享机制提高社会效益:建立节能减排激励机制及循环产业链提高生态效益.只有全面提高工业的综合效益,才能促进中国民族地区工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城市化进程中边疆地区民族问题治理

城市化进程中边疆地区民族问题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处理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过程.其基本内容包括:治理的目标、治理的制度安排、治理的结构、治理的模式以及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顸警社会指标体系建设等.     

心灵安养：具身视域下民族地区老年人养老实践研究

以西南民族地区YN乡老年人为对象,提出“心灵安养”这一分析性概念,并结合身体社会学理论,剖析民族地区老年人的养老实践。研究发现,心灵安养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理解的精神养老,一个被动接受精神赡养的行动,而是老年人身体主动发起互动的过程。心灵安养揭示了老年人注重精神养老的独特画面,彰显出积极的身体互动关系：一方面,乡村场域利用身体体现塑造老年人和养老支持者的身体,形成归属感支持、满足感支持和认同感支持;另一方面,老年人身体间以及老年人与养老支持者身体间也会产生互动,生成互助支持、孝行支持。该研究的讨论有助于深入认识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问题,意识到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保护是无法解决该问题,只有为老年人身体构建互动场域,帮助老年人在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意识的塑造身体,才是解决精神养老问题的题中之义。     

民族贫困地区教师援助的模式研究

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援助要从资金援助、物质援助转向教师援助,把教师援助放到首要的、更加突出的位置.民族贫困地区教师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贫困地区教师援助按援助性质分为教师数量援助、教师素质援助,按志愿者身份分为在职教师的援助、师范毕业生的援助和在读师范生的援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贫困地区教师援助要由以教师数量援助为主转向以教师素质援助为主,由以输血式教师援助为主转向以造血式教师援助为主.     

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地方立法研究

边疆地区突发事件表现形态复杂、孕育爆发隐蔽、单一突发事件容易衍生为社会安全事件或政治事件、具有国际性和跨境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不足主要在于应对组织体系不健全,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不协调,缺乏单行法和上位法的衔接,应急预案要求不明确而事前准备工作缺乏保障性措施.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应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协调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依法处置突发事件.     

民族自治法律与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

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具有特殊性。民族自治法律在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应予以明确。针对民族自治法律在民族地区的现状,应从法律的完善和法律的实施两方面强化其在民族地区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项目进村与社区回应：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下乡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治理成效。以滇西北“村寨银行”项目为案例,从项目进村-社区响应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发现：精准对接生计需求,以“发展”助推“环保”是项目落地的基础;借助地方精英组织动员民众,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是环境治理有效开展的关键;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制定的生态规约是实现社区经济和环境环保协调发展的制度化保障。为提高环境治理效能,需要将外部治理项目与地方生活逻辑充分结合,以此强化村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当地民众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手工技艺传承视域下民族地区妇女的代内流动--以黔东南州丹寨县排倒莫村为例

民族地区妇女的社会角色变迁和社会性别关系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缺乏对她们代内流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对黔东南州丹寨县排倒莫村26位妇女的半结构性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她们在蜡染手工技艺从规范文化到商品文化的文化构建中,通过母亲的口传心授和自身文化知识的再学习,经历了规范文化下的初级社会化和商品文化下的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她们以蜡染手工技艺为地方性知识,从农民变为了手工企业或合作社的专职画娘,获得了职业流动,也获得了“乡村艺术家”的美誉以及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导,实现了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高度对称,促进了她们的代内向上流动,这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