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成本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多元化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活动,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合同的签署或者委托代理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成本及其结构,在把握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了缩减协同成本的治理机制:健全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搭建协同信息共享机制、设立协同缔约履约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的低成本监督机制以及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     

走向良性互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政府要转变观念,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合理定位;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科学规划,引导非政府组织有序发展;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非政府组织要培养志愿精神、利他主义和使命感;主动和谨慎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和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保持独立性,增加代表性;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非营利性,提高公信力.     

社会组织在经济法中的地位：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我国63部经济法文本为样本研究

产生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现实困境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自律、公共服务、干预和治理的功能期待。我国经济法文本中有关社会组织的条文体现了 “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下的立法路径依赖。应当积极扭转政府主导的思维惯性,以进一步市场化和政府简政放权为基本思路,通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拓宽其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在市场中的功能。     

布莱尔政府之社区发展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社区发展被布莱尔政府视为社会动员的方式,并通过动员社区组织和成员的力量来有效实施它的社会政策。在总体战略上,侧重于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社会参与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其价值理念是借大力发展第三部门,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决福利国家的两难处境。对我们的启示:转变政府理念,革新官员精神;建立政府、社会、社区分工协作,以社区为主导的社区治理结构。     

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及其构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防范性管理关系不利于生成社会资本,因而无法破解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我们只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恪守法治原则、培养合作意识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培育治理理念、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等措施,构建二者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才能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与困境

我国在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要的转型,“大政府,小社会”的政社关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实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主体的转变,推动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从管控者转向引导者。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需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之间存在错位以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对这种关系的转型构成了挑战。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结构、模式与价值

美国社区发展公司是介于公有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非营利组织,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城市政府和社区提供发展资金的载体。经过50多年的发展,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和运作模式已相当成熟,在提供社区服务、促进政治参与、培育社会资本等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我国政府应借鉴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的经验,将社区非营利组织视为现代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主动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公共治理的新策略: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随着我国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今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公共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配套法律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从而使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陷入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将重建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和理顺政府外部关系相互结合,共同营造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现代国家是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共同组成的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多中心共同体,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遵循不同的治理之道。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回归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模式上去,理顺个人、社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确立政府治理、市场决定、社会自治、个人自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十三五"时期,社会共享将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治理将在治理理念上向共享、全面与普惠转变,在治理结构上向多中心、多元主体、制衡型权力、多样性制度安排与差异化供给转变,在治理技术上向整合式治理与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意味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行政体系、外部关系和支撑体系,与社会共享的目标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