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中的人”与“行动中的人”

青年学者余杰在其《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提出：中国只有“文人”传统,而没有“人文”传统。缺乏人文传统的十国知识界需要从俄罗斯精神和法兰西精神中吸取有益的成份,重新建构一种健全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我们既应该是“思想中的人”,也应该是“行动中的人”...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人们常常怀疑笼统地提出“什么是人”这一问题是否科学。某些哲学家提过这问题,然而,这是一个虚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专门学科探索着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没被探索的方面还没有;所有的“专门”学科一起描绘出一幅人的完整图象。另一方面,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具体社会的具体的人: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奴,资产阶级和无产者。     

试论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中国因素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部的争斗,使得中国人没有保持胜利者的尊严和地位;中国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使得日本人没有付出犯罪成本,甚至没有犯罪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胜利观是非常错误的,只注重道义上的胜利,不主张胜利者的法律权利;中国人以阶级区分战争的受害者与侵略者,模糊了犯罪的主体;以"和为贵"处世原则结交世仇邻国——日本,使得中国没有很好的履行胜利者的法律权利。这些都是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原因。     

社会历史上“人的因素”的作用

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辩证观是由马克思提出的:“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按苏共新党纲的提法,“人的因素”是人对社会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和速度的影响的尺度。如果不是把人抽象地理解为神的存在,理解为人类,而是理解为具体的活动的个体,现实的个性,那么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活动对     

政治哲学视域下少数人权利保护及其限度

“少数人”权利与“多数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哲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少数人权利保障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倡导的“多数至上原则”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不仅可以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发生，矫正“多数至上原则”，改进和完善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建立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少数人权利保护需要设定必要的限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即保障少数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二是最高限度，即不损害多数人的正当权利，遵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     

社会主义都市化的人的因素

我们是都市化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的见证人,这些变化取决于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在城市建设领域,社会规划的单纯经济的“经营逻辑”应该让位于由社会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社会生态的方针决定的综合方法。提高生活环境赁量正在成为国民经济集约化的最重要条件。在都市化政策领域,现状是矛盾的。在这方面,因循守旧的势力还很大,社会性任务的解决     

论宪法中的人

宪法是人摆脱神权、王权和其它桎梏的革命产物。近现代宪法的形成过程,也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反省过程:从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成为立宪指导思想,到当代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制宪观,人始终是宪法的灵魂和目的。宪法中的人是自由的人;宪法中的人是享有人格尊严的人;宪法中的人是享有权利的人。充分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权利,是近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世界宪政史就是一部人的自我发现史,也是一部人维护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斗争史。     

论"少数人"概念的界定

要研究少数人的权利及其国际保护问题,首先需要对少数人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应当受到国际保护的少数人权利的受益者即主体之具体所指。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和重视少数人权利的保护问题,对于少数人概念的界定也作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少数人定义问题非常复杂,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准确、明晰、被普遍认可的少数人的定义。如果能够综合考虑世界各地各类少数人的特点及少数人定义的各种主客观要素,并吸收既有的各种定义的长处,还是有可能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少数人的定义的。     

人的价值尺度

研究人的价值问题,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不离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不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才能正确理解它的实质。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上看,“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单行本,第28页)。这两个方面,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每个人都既在推动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又能通过社会对其贡献的确认而使个人的价值得以实现。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应该把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所尽的义务、所付出的劳动这一方面放在首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人民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实现,都必须首先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创     

公正与人道：以德治国的道德原则体系

以德治国的最重要原则是公正 :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这是“完全平等”的公正原则 ;另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 ,人们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 ,这是“比例平等”的公正原则。但是 ,公正不是以德治国的最完美原则 ;最完美的原则乃是人道 ,因为人道的根本原则———自由———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个人越自由 ,他的个性发挥得便越充分 ,他的创造潜能便越能得到实现 ,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便越高 ,因而社会便越繁荣昌盛。     

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社会及其与人、自然、劳动的关系新论

社会及其与人、自然、劳动的关系是社会历史观的基础性内容。现行的社会历史观对社会及其与人、自然、劳动的关系的理论说明与人们实际上知道的社会、自然、劳动、人并不一致、本大根据人们对“杜会”、“自然”、“劳动”、“人”这四个术语的实际用法以及人们对社会、自然、劳动、人的实际的知．重新考察了社会及其与人、自然、劳动的夫系．提出了一些以行社会历史观所没有的看法．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高等教育目标的指导作用

文章以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和“七一”讲话为指针,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高等教育目标应该从“工具型”的教育中解放出来,从“社会本位”中解放出来,努力寻求“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和谐发展。     

试论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

社会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历史的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对人类自身的最一般的概括和总结。然而,国内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对人却没有专门的论述。一些范畴虽然也涉及到人,但没有把人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突出出来。只论述了人的活动,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对人的本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和精神发展条件下的人

人,他的切身利益和可能性、能力和道德价值、目的和理想应该始终不渝地处于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社会科学活动最重要的方面是对教育群众这一实际工作提供理论保证,发展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科学的人学今天被推向前沿阵地。在《苏联共产党党章》(新修订本)中强调说;“党把顺利解决已拟定的任务与提高人的因素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不找到发展群众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的新途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能。”①这迫切要求按照新的方式考察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的因素”的概念仅仅看作是宣传术语,或者把议论“人的因素”变     

人的结构

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存在着某种最重要的东西,即任何人都具有某种固定的品质,或者不变的“人的本质”,而社会只是加以补充。“人的本质”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早就提出的。他们用这一术语把人与动物加以区别。     

试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没有弄清“人”或“人的本性”之前是无法回答的。自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先哲们才开始了对人自身的探讨,尤其是继普罗泰戈拉以后,苏格拉底进一步发挥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将哲学智慧之光照在人身上,明确指出:“认识你自己”,从而唤起了哲学家们对人的更多的注意。     

保护少数人权利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少数人权利作为人权问题的一部分,已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该文通过对少数人的概念、保护少数人权利的两个理论基础———人权理论和平等理论的分析,提出有效保护少数人权利,对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督教信仰中的社会性别构建——以怒江娃底傈僳人为例

［摘要］盖尔·卢宾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用此概念考察基督教信仰对娃底傈僳人婚姻过程、性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得知，基督教与娃底人在“性/社会性别制度”上存在互动与共存关系，这为傈僳族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内在基础。同时，在“中秋会”和逃婚过程中，娃底傈僳人还表现出制度化行为的特征，这表明娃底社会存在着“性/性别平衡机制”，这一机制是基督教信仰下傈僳人社会性别构建过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