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文学复古与儒学复兴──中国文学复古现象论略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复古运动是极其频繁的。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新生思想对古老风尚的眷恋和回顾,曾被称为一种纯粹的“中国现象”。①为什么中国文学极易产生复古现象？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深入思考此类问题的结果使我们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扮演“亚宗教”角色的儒学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复古现象不只是文学自身的调整与变革,它与儒学复兴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是文学复古现象赖以产生的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一、儒家学说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与儒学关…     

意象因袭与中国古代怀古文学主题

意象因袭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怀古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学特征。意象因袭使抒情文学在题材、表现模式、情韵格调等方面都表现出崇古复古的倾向 ,中国文学史上“拟古”作品的大量出现和“复古”文艺思潮的屡次兴起便是一个明证。而复古的价值取向又诱使文学表现上自觉不自觉地拟古复古 ,并开始超越抒情文学领域而向叙事文学浸染。怀古主题所建构的创作与接受心理 ,伴随着小说的发展成熟 ,已多方面体现在小说创作上。     

中唐古文运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体之变

中唐古文运动关涉文学思潮的变化,历来解释颇多,一般说法多从革新说、复古说、创新说等等阐扬开来。然而,以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视角对此进行观照,加以还原,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唐宋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文体之变,是社会转型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特定的文学思潮并非孤立的现象,而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中唐古文运动在唐宋社会转型加剧和明显的背景下发生,是中唐实用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和表现。     

元赋复古成因及其效应

元赋“复古”不仅是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所导致的赋体发展自我选择,而且与古赋“颂赞”功用符合元代的时代要求相关。元代赋坛可以说是古赋一统,复古意识伴随其发展的始终。后人对元人的评论,其褒奖之处也多在能够一改时文之弊而追摹古风。元赋创作高举“复古”的大旗,使“赋”这种古老的文体在向其“母体”回归的过程中保存了本体的生命基因,并且取得了令后人羡慕的成绩。     

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

明代的文学复古是一个复杂的文学运动,值得我们从多个层面上进行探讨.明代的文学复古在展开过程中突出了对史学资源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突出史传文学的核心地位,反对理学对文学和史学的干预,强调文史在文辞和叙事上的相通性,建立了以理、事、辞为核心的复古理论.而史学文学化和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则最终导致文学复古运动走向式微.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

报告文学并不存在叙事上的乱伦 ,这种文体对真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的坚守 ,是其根性所在 ,是其“立文”之本 ,其名称中的“文学”二字 ,也并不等于虚构。“文学”本身理应包含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 ,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 ,在报告文学中则不表现为虚构 ,而是除虚构之外 ,通过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其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充分显示出其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而文学魅力的展现 ,主要有赖于其“跨文体性”的文体规范 ,这一特性是指其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表现方式的兼容 ,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独具自身特色的艺术个性。这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的变化、叙述语言的丰富与个性化以及对自身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方面。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钱钟书论“复古”与“仿古”

在对待“古”的问题上,钱钟书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为复古辩护,认为源于进化史观的“后来居上”理念在价值论上行不通,“复古”并非“逆流”,而且复古之“古”本质上具超时空性,一定意义上复古与革新对立统一;二是反对仿古、袭古,认为文学创作应注重生活,致力创新.前者强调的是延续,后者重视的是创造,从正反两个不同方面凸显钱钟书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和冷静态度.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